编者按：
这是《大学网》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不详。从内容上看，此文似写于“薄熙来事件”以前。按照作者的分析，薄熙来这几年领导的重庆所发生的变化，完全都是他认真实践“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通常所说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总称）”的结果。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现在，将薄熙来打倒并将他在重庆的实践完全否定的人，恰恰又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发明人之一。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所谓的“理论体系”呢？也许，这个“理论”不过是为了骗人，在“卖狗肉”时挂的“羊头”，它的真正作用是作为一种包装，将中国“暗渡”到殖民地社会；而薄熙来的“天真”就在于他以为既然挂了“羊头”，就应该卖“羊肉”才对，于是，他个人的悲剧就发生了。但是，他的悲剧却产生了一个令否定他的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地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了。这样的思考，对于整倒薄熙来的人打击程度和对他们的计划的瓦解作用也许比薄熙来本人要大得多。
变换一种视角看薄熙来（转自大学网）
作者：不详
一、公元1997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香港回归，二是重庆直辖，三是小平撒手人世。香港回归，万众欢腾。重庆直辖，却波澜不惊。这两件事都是小平生前亲自设计和主导的。后一件事绝不能仅仅理解为小平偏爱家乡，实际上它与小平晚年力排异议、以惊人胆略拍板三峡上马高相关。虽然小平最终未能看到这两件事的落实(只差一点时间)，但他的逝世与这两件事的发生竟在同一年度，也给历史抹上了些许神秘色彩。
二、2007年仲秋，中央决定58岁的原国家商务部长薄熙来赴重庆履新。其时距重庆直辖整10年。此后1000多个日子里重庆所发生的一切都在在证明，中央的这一决定是何其英明和意义深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决定了重庆的命运。
三、重庆古称巴国，隋唐称渝州，宋代崇宁元年改称恭州。南宋孝宗之子光宗赵惇，初为恭王，旋登帝位，自诩双重喜庆，故改称重庆。沿袭至今。
重庆直辖后的地域面积几与奥地利国相等，相当于5个北京、12个上海、80个香港……重庆市是中国、似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市”。
薄熙来掌渝治渝，恐怕是他从政以来所遇到的最棘手、最严峻的挑战了。
他当初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重庆：
1、贫困与落后。重庆号称“市”，其实是小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三峡);城乡差别不啻天壤，所辖40个区县，贫困的占一半，其中17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连温饱都谈不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占重庆总人口一成以上。
2、污染与破坏。山城变成“黄雾之城”(大量重化工业废气、煤烟粉尘与两江雾气混合生成黄褐色浓雾，常年笼罩山城，并在雨天形成酸雨)。路透社曾报道：“重庆啥生意最兴旺?路边擦皮鞋的!”并宣称“重庆不合适人类居住”。北京李希光教授1996年在亲睹了“重庆到万县，长江两岸到处是工业排污口”之后，曾通过新华社动态清样向中央“密奏”：重庆干部群众担心三峡库区成为世界最大的垃圾坑!一直到2007年春，胡锦涛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仍一再叮嘱重庆要“确保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生态安全”。
3、黑恶与腐败。有“哥老会(其成员叫袍哥)”传统的重庆自直辖以降黑道猖獗，恶行泛滥;更为严重的是，警匪沆瀣，官商一气，“保护伞”下红罩黑、红变黑，共产党里正怯邪、正变邪……。
4、各种社会矛盾积聚与交织，呈复杂、尖锐、恶化态势，市委市政府门前群情汹涌的上访人群风雨无阻，无日无之；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重庆啊重庆，你会成为惯于披坚执锐、东征西战的薄熙来的“滑铁庐”吗？
在薄熙来执掌重庆的最初岁月里，多少善良的人们为他紧捏一把把汗呀！
这就是薄熙来重庆“新政”的“现场”背景。
四、薄熙来兴许是当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富有个性、最不惧挑战的一位了。他崇拜毛泽东(他能整段整篇地背诵毛的文章)，毛泽东一生充满挑战但从未被任何挑战所压倒—毛的这种特异禀赋不能不深深影响了薄熙来。
晋人。与人民共和国同龄，牛肖，狮子座。一米八几的身材，没有发福的肚腩，俊朗，挺拔。清澈的目光，洪亮的嗓音，犀利的谈锋，爽朗的笑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北大高材生，学识渊博，视野宏阔，思维敏捷，处事果决……。
换一种角度，重庆，还真称得上是薄熙来的“福(吉)地”，因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是在重庆这个特殊舞台上，薄熙来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
五、薄熙来在重庆三年的“新政”(我称之为“千日维新”)，几乎涉及重庆政治、经济、社会、司法、教育、文化、卫生、城市建设与管理、生态及百姓衣食住行等所有方面。可以说，薄熙来改变了重庆，重塑了重庆，让重庆人民迎来了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好的生活、最好的年代！
粗略统计，“千日维新”涉及的薄在渝的各种讲话、报告、批示、文章等，其文字总数以百万计；重庆出台的各种“新政”典章及有关其来龙去脉的相关资料，加上中央与地方及海外各种媒体的报道，和各路专家学者的评说、解读，更是林林总总，非一部大书不足以述其详。不过，以下20个“关键词”还是可以帮助人们管中窥豹的：民生，公正，打黑除恶，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五个重庆”建设，“三项制度”，“三项活动”，大下访，公租房建设，户籍改革，六大要素交易所，“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留守儿童培养，校警和警篷上街，绿化长江，内陆大开放与“三洋战略”，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两江新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西永综合保税区。
最早提出和报道“重庆模式”的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记者纪硕鸣，认为“重庆模式”就是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共产党传统的回归。
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指出，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形成的“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重塑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灵魂，重树重庆共产党干部的形象，重建重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重拾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与决心。
我们完全赞成上述纪硕鸣、苏伟的观点。
我试图提出我对“重庆模式”的理解和概括：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新政”，以民为本，清弊革新，行非同寻常之举，成后来居上之功；首倡并践行“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的全新执政理念；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五大重庆”(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重庆)战略；重建社会价值规范和核心价值体系，等等，将共产党在和平时期的执政宗旨和使命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世，即：为百姓谋福祉，为社会开太平，为发展定方向，为政权夯基础。“千日维新”，重庆巨变；百姓雀跃，举国瞩目。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艰辛努力和实践，已决非地方层面上的一般操作(它的影响和意义已远远超越重庆)，而是事关党国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抉择！
六、今天，任谁都无法否定，短短三年，薄熙来让重庆“旧貌变新颜”。
“曾经，我觉得重庆像香港，现在发现它更像坐落于两江之畔的芝加哥。”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马苏德如是说。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干脆把重庆叫做“长江芝加哥”。《福布斯》更把重庆推上了未来10年全球发展最快城市的亚军宝座。
新华社原副社长马胜荣说：“城市迅猛发展，社会各阶层共享幸福，重庆是一个充满光明的现代城市”。
纪硕鸣说：“重庆在城市发展中的实践，给亚洲，甚至是世界各国都提供了经验。”
苏伟说：“薄熙来新政已经为重庆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成果，所以重庆从干部到老百姓，当然是非常拥护他了，他的威望、人气确实高。”
薄熙来治渝三年，实现了经济大发展、民生大提高、城市大变样、社会大进步，确实是成就卓然，功勋昭彰！
人们称薄熙来“新政”为“重庆模式”，这无疑是对薄治渝三年的肯定、奖掖和激励。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产党执政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我相信是经得起这三项检验的。
七、一直有不同看法。
有人说，“重庆模式”是“左”的东西。
哲学上，主观超越客观谓之“左”，主观落后客观谓之“右”；无论“左”或“右”，都是主客观背离、不相符。
如前述，薄熙来对重庆的认识和判断是准确的、符合重庆客观的，哪来主客观不一致?何“左”之有？
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人不喜欢毛泽东(谁提毛泽东谁就是“左”)，甚至，他们把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所有做法都当成“左”的东西来加以认定和讨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幼稚和偏见。诚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犯过“左”倾错误，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把毛泽东思想和“左”直接划等号。薄熙来重提共产党的革命理想，重提愚公移山的精气神，如果这也姓“左”，那共产党还姓马克思吗？
这个问题所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是，现在谁强调精神层面的东西就容易被说成“左”。这很可怕。物质至上的拜金主义早已在蚕食和吞噬我们民族的灵魂和骨髓了。薄熙来说：“我们党成立之初，没有任何资本，更没钱‘发奖金’，但有先进的思想，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如果GDP能解决一切问题，那还要我们共产党干什么?”中国政治，太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改革开放前，完全不讲物质当然不对，但这些年来完全不讲精神就正确了吗？
薄熙来是吃过“左”的苦头的。他在文革中被关押五年之久。我相信他对“左”深恶痛绝。只是他不愿意“在倒脏水时连孩子都倒掉。”我们党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不等于可以彻底否定和丢掉毛泽东思想啊。
要知道，在中国，“非毛”和“否毛”是要付出历史代价的。
八、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说“重庆模式”是薄熙来个人专制的东西，看不到民主与法制。
这种意见颇有市场，其实似是而非。
平心而论，“重庆模式”确确实实、而且不可能不带有薄熙来个人的深刻烙印和色彩。
这很正常，就像人们无法想像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没有里根的“里根经济学”，甚至，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思想”一样，如果没有薄熙来，是不可能有今日之“重庆模式”的。
这和专制与否是两回事。列宁多次讲过领袖和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是到了高度发达和民主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亲爱的朋友呀，请不要忘记：重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个(依设立时间排序)直辖市，它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都是由整个国家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所决定的，即是说，在涉及民主与法治这种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薄熙来曾借用体育术语来表达：重庆能做的、所做的，都是中央规定和要求的“规定动作”，而不可能有重庆自己的“自选动作”。谁都知道中国目前在民主与法治方面存在不少不足之处，但我们不可能脱离国体、国情来苛求薄熙来同志“应该如何如何”，而完全不顾和忽略了他只能在“允许如何如何”的前提和框架下施政。不切实际地要求薄熙来同志主观超越客观，这本身就是一种“左”。
九、批评薄熙来“专制”的意见无疑是站不住的。
但持这种意见的人总喜欢将原有意见改头换面，不断抛出“新论点”。
“新论点”一：薄在重庆的施政还是那种落后的“青天的故事”，“重庆模式”就是“青天模式”。
辩驳：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还离不开“青天”，只能是“青天”和法治并重。苏伟说得好：“我们的民主滞后，党员不能监督党委、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导致腐败盛行。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就只能主要靠‘青天’，反腐斗争就只能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这是重庆模式的一个亮点。”
谁都明白，“青天模式”肯定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最高阶段和最好形式，它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同样应该明白的是，在中国尚未完全建成民主与法治社会之前，“青天模式”完全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用最直白的语言说，有“青天”总比没“青天”好!烦请尊贵的精英们移动玉步，去民间、去社会底层、去老百姓那里、去访民那里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吧，在一个昏官庸官贪官坏官恣意横行、社会普遍缺失安全感正义感、司法不公不彰不作为、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的地域，“青天”对于普罗民众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是黑夜中的灯塔，是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啊!我曾在重庆走访过一些受惠于薄熙来“新政”、拖压十几二十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上访专业户”，听他们讲“薄青天”的故事，听他们老泪纵横地喊“共产党万岁”，看着他们重新安居乐业、快意生活，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朋友啊，人不能总生活在理论中，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而生活、生命之树常青。
你知道薄熙来去年动用财政近50个亿解决了历年信访中的十万件积案(如今市委市政府门口已很少看到上访者了)，这数字背后的无数的悲欢离合吗?你知道薄熙来把20万干部“赶下去”大下访、大走访，“进村、进户、进田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结穷亲”(帮助脱贫致富)，这意味着什么吗?在薄熙来心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至高无上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而不是依靠特殊利益集团，都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他最不愿意看到“民不聊生”，而宁肯让“官不聊生”：不少重庆干部刚进农家时，普遍“吃不饱”(吃惯了山珍海味，咽不下粗茶淡饭)、“不敢睡”(没有席梦思，紧挨着猪圈)、“不会干”(农活)，但最终绝大多数干部都转变思想与作风，与人民站在了一起，与薄熙来站在了一起，重庆人民说“毛主席的共产党又回来了，薄书记就是我们的青天!”
“新论点”二：薄将重庆财政的一半用于民生支出，类似做法，未经人大立法，还是“人治”。
辩驳：薄熙来的民生举措，是基于深厚民意的中共重庆市委的集体意志和决定，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薄当然是精于把握规则和流程操作的政治家。党委的决定何时与如何通过人大转换为法律法规，这是政治家统筹和平衡全局的事，是操作层面的事(这里面似还有一个试验和完善的过程)，不关“人治”。
“新论点”三：薄的知识结构可能缺一块民主宪改，如果“重庆模式”有这块内容，我就举双手拥护。
辩驳：薄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别在中国最高学府(北大)和最高人文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拿的，他学的是社会科学，所以我不相信薄不懂西方民主宪政那一套。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不要离开了中国国情和什么阶段做什么事、什么位子做什么事的基本常识。如前所述，薄熙来掌渝治渝所面临的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是民生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经济发展的谋篇布局问题、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解决历史欠账化解矛盾的问题，等等，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中国率先建立民主宪政的问题。
尽管如此，薄熙来在力推基层民主方面还是不乏建树、可圈可点的，比如他的“三项制度”(①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周一次接待群众；②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走访辖区每户群众；③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抓手。
顺带说一句也许并不紧要的话：当你厉言责备一个刚获取全国冠军的运动员为什么不拿下还有很大差距的世界冠军时，你不觉得至少是挺不合适和厚道吗？
十、写到这里，该请出对薄熙来重庆“新政”的另一种重要批评了：“做秀”。
做秀者，避实就虚、华而不实、好大喜功、形式主义之谓也！
不错，薄熙来是个颇有“明星”风采的政治家，气宇轩昂，英华发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的另一面：思深忧远，实干苦干。
薄擅言辞，重行动。这并不矛盾，在他身上是高度统一的。
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说他“做秀”，不公平，更不符合事实。
请看事实：
1、他按照胡锦涛对重庆的三大定位 (把重庆建成西部重要的增长基地、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 ，殚精竭虑，夙兴夜寐，实现了重庆经济超常规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这是要看到真金白银的，不是吹出来的，不是做秀，是真本事，真家伙，是中央和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辉煌政绩！
2、他高举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说，江泽民讲过一句非常意味深长的话：“要把关注民生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石”，这句话讲得非常到位，非常深刻。我们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探索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他念念不忘和全力推进江泽民给重庆交办的“四件大事”：按期完成三峡移民迁建，培育和再造库区产业和社会功能; 大力实施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振兴老工业基地；大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皇天在上，江河行地，堂堂封疆大吏，视民如伤，临深履薄，岂容戏言和做秀？
3、他顶着巨大风险和压力 (包括京城各路电话和说客)，为了给重庆人民和外来投资者一个公道、一个安宁的环境，义无反顾地向黑恶势力、腐败势力勇敢宣战！(岂止是说“不”啊，是真刀实枪地与他们干!)贪腐分子要他“走着瞧”，黑社会(中国迄今不承认有黑社会，只承认有“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不承认有失业、通货膨胀一样，其实这一层窗户纸迟早要捅破)要取他性命，他横刀立马，无所畏惧，大打“人民战争”，硬是将一个个恶官、恶匪挑于马下送进大牢绳之以法(小平长子邓朴方亲赴重庆为他撑腰，勉励他“多杀几个坏人”)。请问天底下有这般“做秀”的吗？
这里顺带说一下有关薄熙来打黑就是打压民营企业家的问题。黑社会组织在当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企业化，所以黑社会头目多是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出现的(实际上他们往往还有另一个公开身份：“两会代表”)。打黑首先就是打掉这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但这绝不意味着打黑就是打压民营企业家，准确说，打黑是打击那些披着民营企业家外衣的黑社会分子。正如我们不能说打黑是打压“两会代表”一样，说打黑是打压民营企业家是完全错误的，不久前公布的2010年胡润百富榜，100个富豪中有25位是重庆民营企业家，占了四分之一。薄熙来来重庆后，重庆的民营企业家过得究竟如何，这应该有助于说明问题了吧！
4、他牢记小平遗言，矢志完成小平未竟事业。小平生前最忧虑和担心的事是：第一，对人民的思想教育。1989年小平说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不是学校教育，而是对人民的思想教育)。小平一直困惑于老百姓“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严重的问题是教育人民。薄熙来的“唱红 (唱读讲传)”正是冲此而来。第二，贫富殊悬，社会不公。小平说中国如出现两极分化，贫富殊悬，那改革就走上了邪路。薄熙来“新政”不就是要解决小平想解决而未及解决的问题吗?第三，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西部太穷，长此以往是要打内战的。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说到本世纪(20世纪)末就要宣布西部开发。1999年江泽民代表中央宣布西部大开发。但进入新世纪后，东西部差距还是在不断拉大。刘亚洲将军说得好：中国是西部决定论，东部出事，西部未必出事；西部出事，东部必出事。薄熙来是深谙这一战略大局和要义的。只有西部发展了，中国才能真正稳定和繁荣。他要重庆后来居上的参照系是东部，是比照东部沿海说的。第四，三峡不能出事。薄熙来把三峡看得极重。三峡建成后，发现库区腹心地带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数以万计，而且出现了比泥沙沉积更严重的问题：鹅卵石沉积。薄熙来号召建设“森林重庆”(一些学者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这里面的重大战略意义，盲目指责薄“种树做秀出风头”)，其中重中之重是“森林长江”(尤其是三峡到重庆的600公里江岸线)，目标是“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不是儿戏，国运关天，岂容做秀？
5、他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巨大危险，采取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举措，拔丁抽楔，拨乱反正，恢复和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根本上夯实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同志啊，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事，桩桩件件，哪一桩不是共产党的大事、中国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老百姓的大事、重庆的大事?他没有避实就虚，没有华而不实，没有好大喜功，没有形式主义，一句话，没有做秀！
如果非要说这是“做秀”，那也是人民满意、高兴和拥护的“秀”。这样的“秀”，于人民、于重庆、于国家，何乐而不为，多多益善焉！
2010年10月12日夜，我在重庆人民大会堂观赏“绿化长江，重庆行动”的大型公益演出，亲睹了重庆人民对他们的薄书记的自发的、真诚的、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当时紧挨着薄熙来同志的，是谢老觉哉的遗孀、100岁的王定国同志。我由衷感叹：多少年未见了，共产党的领袖如此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可是，为什么我们一些精英们的感受和老百姓的感受会如同天壤？
十一、现在，该面对精英们对薄熙来的最后一条指责了：“有野心，想进常委。”
这本来不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它是主观对主观，即以自我主观臆断他人主观，缺乏客观理性;再且，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你无论回答YES OR NO，都会掉入指责者为你预设的陷阱里。
本文的旨趣，只是想借这个问题带出笔者对党和国家人事制度的一些看法。
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讲过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我们党要多用、重用“明白人”和“能人”，而不能总选那些不干事、干不了事，成天搞关系，(选举和评比的)得票总是最多的人做领导。
遗憾的是，中国目前干部人事工作的现状，正是小平同志当年批评的那种情况。
举个例子：A君、B君分别到A县、B县任县长。A君励精图治，治理水利。B君碌碌无为。洪水至，A县无事，B县泽国。B君月余亲躬灾区，与民同苦。媒体颂之，年终，B君获奖升职，A君无名。官场智者曰：A君把水渠治善了，却把上苍给予的升官渠道也给堵上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C君，啥事不干，一事无成，居然步步高升，个中原委，莫说旁人，连自己都说不清楚……。
如今的中国官场，干事的容易挨整，不干事的等待升迁；现任不理前任事，新官不理旧政；眼睛只盯着GDP(老百姓骂作“鸡的屁”)，其他社会、政治和历史问题一概不理不作为；为官“只做面子，不做里子”，“只管眼前，不顾将来”，“只抓易事，不碰难事”，风险无限押后……。
官风至此，匪夷所思！
无怪乎刘亚洲在《西部论》里疾呼：“一个制度如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就必然灭亡!”
薄熙来的卓而不群，正在于他永远坚守理想和信念，不随波逐流，不附炎趋势，永远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守执着，大气磅礴，激情如火，敢作敢为，他对自己和下属的要求是著名的“三干论”：干事、干成事、自己干净。
我想，薄未必不懂那些“官场秘籍”、“升官诀窍”，只是他不屑。薄也不可能不懂“无为而治”，和稀泥，不得罪人，做“好好先生”。但是共产党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山城当初的严峻态势和山城人民的殷殷期盼，注定了薄不可能无为、不作为。不作为向来不是薄熙来的性格!薄熙来“新政”也罢，“重庆模式”也罢，统统与“不作为”绝缘。如果不作为，他就不是薄熙来！
薄正是小平同志所讲的中国共产党内难得的“明白人”、“能人”。
一位网民在网上贴了这样一幅对联：熙来薄己厚天下，天下岂可薄熙来。
可惜，没有横批。
十二、回到重庆。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这是“重庆”两字按简体字的一种拆解。千里、广大，讲的都是空间，大空间。印象中，重庆在其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在时间上一直是缓慢、迟滞的。是薄熙来，给重庆注入了全新的“时间”意识(这让我想起了胡风先生在新中国诞生时写的那首名诗《时间开始了》)，让这座历史名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节奏，在短短1000天的时间里，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和少年的蓬勃活力!请注意，他的“五大重庆”战略是有明确时间表的，是要在五年内基本建成的。有此伟略和胆魄者，中国有几人？
重庆是幸运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薄熙来“新政”，是重庆历史上的一座永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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