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正是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五风"的吹鼓手和罪魁祸首

邓小平正是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五风"的吹鼓手和罪魁祸首

作者：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5797.html

图：邓小平正是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五风"的吹鼓手和罪魁祸首

到农村插队由学生腔转换为村言俚语的农民“话语系统”，曾是我的尴尬，闹过不少笑话，也被狡黠的农民捉弄过。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不管是农谚、比喻、歇后语、顺口溜，还是状物、拟人、比兴，张口就来，让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望尘莫及。不过这些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土”，还有点“村”。偶尔从农民口中也会蹦出个把浓度很高的词语让人刮目相看，如“刮五风”。

　　在建国后农村发展史上，“刮五风”影响深远、后果严重，给农民心理蒙上了浓厚的阴影。起初光知“五风”是指曾在农村蔓延的几股不良风气，而对具体情况不甚了了，甚至究竟那“五风”也说法不一。

　　后来终于搞清楚，所谓“刮五风”是对1958年到1960年间农村极左路线和恶劣工作作风的概括，一般是指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从可以查阅的史料记载，那几年干旱、暴雨、台风、寒流等灾害轮番袭击，而“五风”盛行更是为纣助虐，雪上加霜。二、三年间，全县性的体制变动达七次之多，基层干部说假话，虚报浮夸，征了过头粮，食堂开不了伙，农民口粮严重短缺，鱼米之乡闹了饥荒。全专区浮肿病、消瘦病人达21万人，占农业人口3.6%，外流人数达12.7万多人。最严重的县非正常死亡占总人口6.2%，丧失劳动力30%左右。

　　从农民和农村干部那里听到的更为具体，更震撼人心。

　　最浪漫也最荒唐莫过于办大食堂，宣传的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社员很是高兴，有顺口溜这样说：“吃饭不要钱，想了几千年，如今来实现，快活上了天”。每个生产队办一个食堂，社员家里不开伙，铁锅铜勺都献出去大炼钢铁，只管到时候到食堂打饭打菜。起初定量标准较高，劳力每日两斤米，老人幼儿每日一斤，放开肚皮，尽吃尽用。但好景不长，仅仅一个秋冬就降到劳力四两、老小仅仅一、二两（十六两制），到1960年就没有吃了。没有吃，有自然灾害的原因，水、旱、虫灾频频袭击；更有体制原因，反正干与不干都能放开肚皮吃饭，劳动没有积极性；大食堂浪费也大，一个个都不精打细算，一半吃，一半作。

　　吃饭不要钱的决策来源于浮夸风。产量放卫星，你一千，我两千，亩产最高报到三千多斤，实际只有二、三百斤。卫星是怎样放上天的？首先是政治压力。那时运动不断，1956年“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1957年整风反右，1959年反右倾，干部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谁敢随便说话？也搞样板示范。将接近成熟的稻子移栽到基础较好的田块，几亩并一亩，再下功夫施肥、田管，最后让大家一起来参加收获，现场证明只要下了功夫，水稻是完全能达到这个产量的。你不信不行，不信就是“右”。再按这个产量下达指标——卫星就这样放上了天。

　　“五风”刮出来的荒唐事还有：

　　绞关化——就是深耕，说什么“娘要亲生，田要深耕”，通常耕地六七寸深，深耕要耕一尺多到二尺，耕牛根本不能胜任，改用绞关（使犁移动向前的一种土法机械）。绞关化把底下的生土、僵土翻上来，熟土层都被破坏，怎么能长出好庄稼？好在只搞了几个点，就停止了。

　　万斤大学——其实就是高产试验田，干部轮流去边劳动，边统一“放卫星、夺高产”的认识。当时敢想敢干，口气很大，什么名称都敢用。还建大猪圈，号称万头猪场。

　　留点拔散——拆除分散的村庄，实行庄台化，农民集中居住。姚王庄群众搬到北尤庄，一家住两家，说是以后统一建新房。后来庄台一直未能建起来，幸好老房子没有拆，过了几个月又搬回去了。

　　强迫命令——流行“行动军事化”，下达一般通知都像部队发布命令，限时限刻，被通知对象必须跑步到达，像军人一样。对任务指标不得讨价还价，必须不折不扣完成。当时流行语是“一吹二压三许愿”：上面吹，往下压，下面就接受。干部很威风，有的腰里别着手枪，后头跟着警卫员，看着谁不对劲，就能捆起来带走……

　　大食堂到1960年已有名无实，没有供应了，农民只得自找门路。家中藏的一些陈粮很快吃完，只能“瓜菜代”，以蔬菜、胡萝卜缨子等充饥，“瓜菜代”也吃完了，进而吃榆树皮、水葫芦等平时喂猪的东西，还有将稻草粉碎，从中榨出“淀粉”，添加少量小麦粉，做成饼，又黑又硬，难以入口。黄肿病、青紫病多起来。前者是肝腹水，全身发肿；后者是长期吃菜吃草，身体呈现出青色，两者都是缺乏营养。只要有点米下肚，就能恢复过来，就能救一条命。

　　开始饿死人了。先是老人死得多，他们体质弱，有点吃的都省给孩子，所谓“宁饿竹子不饿笋”，后来年轻人也有饿死。饿死人集中在1960年，最严重的时期两三天就死一个，也有一天饿死几个。北尤庄当时56户188人，因饥饿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亡有24户28人，占总人数近15%。不仅没有粮食，也没有烧草，树木砍光烧了，家具、板壁、门窗拆散烧了，没有木材做棺材，饿死的人直接抬到田里用土埋了。当时是树木光，粮食光，人也危险死光，十分凄惨。

　　那年头有几种人侥幸生存了下来，一是有外援的。家里有人在城市，或有“国家人”吃定量的，尽管自己也困难，但千方百计给家里一些接济，“一米度三关”。二是外流的。离家逃荒，方向主要是向安徽的天长、安庆等地，那些地方灾害要小一些，政策可能宽一些。到那里或乞讨，或打工，也有在那里成家的。有妇女已有家室，为了能够安身保命，又与人家成亲的。三是有关系的。粮食紧缺，管粮食的权就大了，食堂里管打饭的凭个人喜好，可以多给，也可以少给，当时叫“铜勺柄挂帅”；粮站站长管发米，有时也偷偷摸摸给一些与自己有私谊的。

　　中共中央为纠正农村普遍存在的“共产风”，1960年11月3日发出紧急指示信，作为中央文件一直发到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党委、总支和支部，要求连学三年。1962年中央召开六级干部七千人大会，开始调整农村政策，着重解决“一大二公”，出台“60条”，公社划小；核算单位下放，撤销大队核算，以生产队核算；赋予生产队生产经营自主权；取消公共食堂；纠正“五风”；组织生活救济和生产自救。自此农村形势开始好转。1963年至1965年是农村平静发展的几年。

　　“刮五风”虽已是历史名词，但它的成因和危害，不能忘记。回顾那段历史，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五风”往往是在形势好的时候刮起来的。1958年的中国， “三大改造”顺利完成，速度之快出乎意料。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宏伟，苏联老大哥援助项目正在实施——到处一派艳阳天！大好形势容易让人头脑发热，作出误判，提出“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口号和目标。

　　——“五风”延续了战争年代思维方式，过高估计和无限夸大了人的作用，“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同时低估人的价值，与神圣目标相比，什么都能牺牲，对生命缺少应有的尊重。

　　——“五风”是对科学的反动，对自然、对规律缺少起码的敬畏。从愿望出发，不尊重自然规律，不尊重经济规律。

　　——“五风”也是经济冒进，比例失调的恶果。大跃进、大炼钢铁造成职工人数、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对商品粮需求大幅度增加，征购任务的压力沉重，而农业生产力难以适应，上层压，基层骗，最终牺牲的是农民的口粮。

　　——“五风”盛行之日，是党风、政风、文风、干部作风败坏之时。上层听不到真话，不了解实情，面对巨大的公共危机而无从察觉。基层唯书唯上，惟命是从，只要上级喜欢，只要保住乌纱，面对濒临死亡的农民，依然无动于衷……

　　翻过这沉重的一页，不能忘却这沉重的教训。

铁的事实是：邓小平正是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五风"的吹鼓手和罪魁祸首!

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一段时间，社会上"五风"颇盛。"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

"强迫命令风"等等，风行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使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党群关系受

到很大影响。

究竟谁是"五风"的总根子?究竟谁是刮"五风"的罪魁祸首?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大刮"五风"的不是别人，就是头号大坏蛋刘少奇!就是头号大坏蛋

邓小平!

五八年十一月六日下午，邓小平召集贵州省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第

一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刮"五风"的动员会。

他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就到处发号施令，大肆浮夸。绥阳县盛产麻，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

，他一听，连连摇头，大叫："太少了，应该是一千八百斤。"企图一下就提高十倍。这个


县原先平均每人产值一百四十七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二百元，这个计划是合乎实际

的。然而邓小平却大为不满，指着县负责同志大加斥责，说什么："你的心太小了"!"要大

一些，第一步要到达三百，第二步就要到达五百。"妄想一步登天。

他公开对抗主席提出的："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大量荒芜土地。荒谬地主

张："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要丢掉一些(田地)。路上看到那些石头缝缝里种的包谷

，统统不要种。"胡说什么："五百万亩坡地砍掉四百万亩，每亩(产量)达四千斤，后年真


可以不种地了。"

他大搞"一平二调"，声称在"人民公社"之外还要搞什么"联社"，目的是"好进行贫富调剂

。"

他狗屁不通，却偏要装出个"百科全书"的样子，竟然荒唐地提出：猪圈"不要安设在居民

点"，"不是要田间积肥吗?安在田间去，居民点的卫生也好。"甚至扬言要成立什么"胡思

乱想办公室"，公开叫嚷"要弄几个人来"，"专门胡思乱想。"

等等，等等。

由于邓小平带头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平二调胡乱吹，使"五风"在贵州省特别是遵义地区大

肆泛滥，并且波及全国。为了实现邓小平"少种多收"的计划，大片田地被砍掉，大片庄稼

被毁坏。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许多地方成立了"胡思乱想办公室"，有的大搞空买空卖，


根本不知道山上是否有虎，池中是否有鱼，就买山求虎，卖池售鱼。这样，严重地破坏了

生产，破坏了人民生活。有些贫下中农竟因此死于非命。震惊全国的"遵义事件"，就是邓

小平一手造成的。遵义人民至今提起邓小平，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必须指出，"五风"在五九年前后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刘少奇、邓小平一贯仇视毛泽东

思想，仇视三面红旗的一次大暴露。他紧密配合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


猖狂进攻，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蒙蔽一些人，大干坏事，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

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以"左"的面目掩盖其右的实质，掩盖其对三面红旗的极端恐惧、仇视

的阴暗心理而已!

但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邓小平自己大刮"五风"，罪恶滔天，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千方百计企图把刮"五风"的责任强加在三面红旗头上。六二年他狂妄地叫嚣：三面红旗"


虽然不能说成是路线的错误"，但是有大量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居

心险恶地说什么："从五八年以后，即'共产风'、'浮夸风'以来，就不注意调查研究了。"

等等。似乎"浮夸风"、"共产风"统统是三面红旗造成的，通通是三面红旗的罪过。把矛头

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这是邓小平耍弄的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戳

穿，

给以迎头痛击!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铁的事实是：大搞"高指标"、大刮"共产风"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

自己。他在遵义的谈话就是铁证。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高举三面红旗的同时，

则一直在同刘邓搞的"五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一次郑

州会议上，毛主席就指出："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

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达到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在同年十二月中


央政治局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

，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并警告某些人："这种

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紧接着，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毛主

席又通过党内通讯，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写了一封信，一针见血地说："上面一

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号召基层干部和社员顶住这股歪风，"根本不要管上

面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毛主席三令五申一再批评的那些"做领导工作


的"所谓"上面"就是指的刘少奇、指的邓小平!就是批评他们大刮"五风"，也正是由于毛主

席的一再批评，才迅速阻止了"五风"的蔓延，使它未能造成更大的恶果。刘邓企图来个猪

八戒倒打一耙，把自己搞的那一套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嫁祸于人，达到其反党反

毛主席的野心，那是痴心妄想!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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