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的支持薄熙来——评清源同志的一篇文章

旗帜鲜明的支持薄熙来——评清源同志的一篇文章

肖复

重庆事件以来，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弹冠相庆，而中国一切正义的人们无不表示愤慨。当然这也是一件好事，它犹如一面镜子，白骨精们在这面镜子前原型得到了彻底的暴露，而机会主义者们也纷纷通过重新站队卖身投靠修正主义集团，他的代表人物就是杨帆。然而，就在人们口诛笔伐、怒不可遏的揭批修正主义集团、支持薄熙来同志的时候，某些自称“革命派”的人就公然站出来为重庆事件喝彩，说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他们那个统治阶级的苟延残喘而作的缓和日益尖锐、激化的阶级矛盾所作的资产阶级改良的努力而已”、“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不约而同的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想重庆模式和薄熙来同志发起进攻。当然，这种极“左”思潮不占主流地位，但是他们披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外衣，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群众中败坏了左派的声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辩驳。

一、重庆模式是社会主义复兴的道路
从2007年，薄熙来同志调任重庆，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所作出的成绩有目共睹，得到了全国大多数群众的交口称赞。这些实践被人们概括为“重庆模式”，具体的体现在了：

1、重新举起了“共同富裕”的旗帜。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是由出卖国有企业、土地流转、三大领域（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所换来的，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的发展成果。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削弱必然导致分配领域的混乱，这就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显得尤为突出。有人说，既然资本主义复辟了，两极分化的恶果就不可能挽回。不！重庆“缩差共富”的实践雄辩的证明了只要明确中国改革今后发展的道路，只要坚持以“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能够逐步达到社会主义复兴的目的。

2、实践的民生路线符合大多数的利益。“五个重庆”、“共富十二条”相继推出极大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自2007年起，GDP年均增速保持15.8%，连续保持全国前列。2011年GDP增长16.4%，位居全国第一，总量过了万亿元，人均GDP5400美元，赶上全国平均水平。财政总收入接近300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30%。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基尼系数从2007年的0.442下降到2011年的0.421，城乡差距由2007年的3.6：1缩小到3.13：1，“一圈”与“两翼”人均GDP之比由2007年的2.4缩小到2.16。（《重庆日报》，2012年3月14日）实践证明：重庆的民生路线发挥和凸显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3、点燃了社会主义复兴的曙光。搞活国企、“三进三同”、“唱红打黑”、“民主十条”的实践不断化解矛盾，赢得了人心。为今后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当然，社会主义复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正像当年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按照某些“革命派”的要求，那就必须搞一刀切，一风吹，那就必须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方式达到“剥夺剥夺者”的目的，然而这样的实践是根本行不通的。

二、重庆事件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次反扑

    薄熙来同志在重庆一系列实践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侵犯到少数人的利益，经过三十多年的私有化改革，中国催生出了一个势力庞大的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在经济上的瞬间暴富必然在政治上有所动作，他们不可能坐视自己被消灭，一旦重庆模式被推广到全国，他们就愈发显得被动，这时他们就卖身投靠西方帝国主义、联合修正主义集团对重庆和薄熙来同志进行疯狂的反扑，扼杀社会主义复兴力量在摇篮之中。重庆事件的发生也表明了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中国人民和一小撮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精英”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蕴含在其中了。清源同志在文中说：“特色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进而指出“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内部的上层和主流，不存在一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流矛盾”，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在1976年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领导权以后，大肆复辟资本主义，但他仍然不是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决定政党性质的不光要看其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还要看其大多数党员的成分。同样是那些党员，难道在1976年之前就是无产阶级政党，1976年之后就是资产阶级政党？说不通嘛。现在的中国共产党8000万党员内仍然有一大批热衷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同志，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这一部分同志将是社会主义复兴的中坚力量。清源同志甚至搬出哈耶克和凯恩斯来形容修正主义集团和薄熙来同志，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哈耶克还是凯恩斯的目的都是维护私有制，抵制共产主义，列宁曾说凯恩斯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而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实践与修正主义集团恰恰相反，修正主义集团大搞“私有化”，薄熙来同志坚决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修正主义集团鼓吹“普世价值”，薄熙来同志坚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修正主义集团大搞卖国主义，薄熙来同志处处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修正主义集团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薄熙来同志进行报复。我们的“革命派”却在这里“坐在高山观虎斗，趴到桥头看水流”，甚至抛出“薄熙来是整个统治阶级的一员，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苟延残喘的资产阶级改良”，自觉或者不自觉加入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共大合唱，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三、一定要克服“左”派幼稚病

    清源同志在文中指出了所谓的无产阶级在这次事件中坚持的“原则”：……3、无产阶级所主张和支持的改良，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为了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而进行的经济斗争。4、无产阶级在一时不能打倒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并不是要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帮助压迫自己阶级的这个统治阶级进行其苟延残喘的改良，而是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其质变前的量变方面的堆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重庆的“缩差共富”、“户籍改革”、“共富十二条”、“唱红打黑”不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为了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难道全国大多数人的拥护和称赞都是“帮助压迫自己阶级的这个统治阶级进行其苟延残喘的改良”？

    今天的“革命派”们仍然重复着历代机会主义者的错误。第二国际前期，国际共运中就出现了莫斯特、哈赛尔的“左”倾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这些人根本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条件，只会玩弄一些革命词句，“左”的做法同样会使党遭到毁灭；1891年德国“非常法”废除之后，德国党内迅速滋生了“青年派”的“左”倾机会主义，他们反对党利用合法的地位进行一切合法的斗争，主张搞冒险活动，恩格斯批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的面目全非”；上世纪20年代，列宁提出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争取群众，对此“左派”们纷纷表示“不理解”，他们提出所谓的“进攻理论”，脱离群众。对此，列宁和斯大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痛斥他们纲领是“革命的漂亮话”，拒绝进行争取群众的日常、平凡的工作对革命是十分危险的。还说：“对这些‘左的’愚蠢行为不坚决进攻，那么，整个运动就会注定垮台。”教训最为深刻的就要是我国三十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由于这条路线的推行，不但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更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王明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俨然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化身。

    无论右的错误还是“左”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能正确的估计革命的形势和条件，不懂得理论联系实际，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的变种。正像毛泽东同志讽刺第三次“左”倾路线说的那样：“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四、旗帜鲜明的支持薄熙来同志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薄熙来同志是革命派的真正同志，是修正主义集团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通过这次重庆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汉奸走狗——修正主义头子胡锦涛、温家宝，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旗帜鲜明的支持薄熙来同志，不断的揭露修正主义集团的种种反革命阴谋，把他们暴露于人民大众的眼前！最后恳望清源以及持此种思想的同志都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同历代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学习马恩列斯毛反对机会主义的经典论述，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派。

2012.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