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驳茅于轼造谣、毁誉共和国和毛泽东的证据材料：网页截图 |
作者：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30.html
茅于轼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是把自己送上门来了！
他是有反面英雄气慨的，茅于轼把他自己及其《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推上成反面教材、批驳的对象、批判的材料！
我们还是发扬文革“大辩论”的高品质的民主作风，传承文革运动倡导的“四大民主”的言论自由的精神，对茅于轼这个所谓的精英经济学家所编造的、无中生有的、别有用心的、无以为据的对毛泽东及共和国毁誉的谎言进行批驳。如此，达到教育年轻一代，矫正社会舆论及社会意识形态目的。
全民分红旗手[卧野观天]个体态度是：不对茅于轼茅老的造谣、诽谤进行公诉，但必须对他及其言论进行运动式的、全方位的批驳和批判！
批驳茅于轼造谣、毁誉共和国和毛泽东的证据材料：网页截图。示下：
(转载需注明来源出处)
批驳茅于轼造谣、毁誉共和国和毛泽东的证据材料：网页截图 |
作者：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30.html
茅于轼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是把自己送上门来了！
他是有反面英雄气慨的，茅于轼把他自己及其《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推上成反面教材、批驳的对象、批判的材料！
我们还是发扬文革“大辩论”的高品质的民主作风，传承文革运动倡导的“四大民主”的言论自由的精神，对茅于轼这个所谓的精英经济学家所编造的、无中生有的、别有用心的、无以为据的对毛泽东及共和国毁誉的谎言进行批驳。如此，达到教育年轻一代，矫正社会舆论及社会意识形态目的。
全民分红旗手[卧野观天]个体态度是：不对茅于轼茅老的造谣、诽谤进行公诉，但必须对他及其言论进行运动式的、全方位的批驳和批判！
批驳茅于轼造谣、毁誉共和国和毛泽东的证据材料：网页截图。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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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备网转本博:福岛电站利润讲资本主义,核泄漏讲共产主义 |
作者：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27.html
中国环保设备网收录卧野观天"全民分红旗手"(qqggqqmm.blogspot.com)“福岛核电站对利润讲资本主义,对核泄漏污染排太平洋讲共产主义”的文章。
该文原文在google谷歌博客网址：全民分红旗手**福岛核电站对利润讲资本主义,对核泄漏污染排太平洋讲共产主义
该文在新浪分店网址：福岛核电站对利润讲资本主义,对核泄漏污染排太平洋讲共产主义_卧野观天_新浪博客
环保设备网转载该文的网址：卧野观天文章_环保设备网
在“环保设备网”该文的整个页面网页截图如下：
图：中国环保设备网收录卧野观天(qqggqqmm.blogspot.com)“福岛核电站对利润讲资本主义,对核泄漏污染排太平洋讲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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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教授必败！批贺此文水准绝顶，其可能出于姚文元之手 |
编辑：卧野观天
本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26.html
质问北大教授贺卫方：薄熙来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李舟
大名鼎鼎的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威名远扬的大作——《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可惜，当我看到这篇大作时，这篇大作引发的网络热气已经开始消退。怀着膜拜的心情看完了贺先生的大作，我不禁为贺先生的文采和清晰的思维暗暗叫好。于是我又看了第二遍。但是，当看完第二遍后，我忽然意识到贺先生的文章有许多问题。当我反复回想贺先生文章中的思路和逻辑时，我忽然感到了难以忍受的丝丝恐惧。
对实体正义的藐视
贺先生说，对于重庆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打黑除恶”，他的感觉是：“恍然有”“文革重演之感”，并称重庆的打黑除恶是“一出出司法闹剧”。所有人都知道，三十多年来，文革一直是被当局全盘否定的，加上贺先生对文革“无法无天、生灵涂炭”的描述，已经足以说明，至少在感情上、在思想倾向上，贺先生是全盘否定重庆“打黑除恶”的。而贺先生在微博上回答网友质疑时，直接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类比重庆打黑，则说明贺先生将重庆打黑比作文革，已经超出了“恍如”的感觉层次，而是理性上的直接认同了！从而，这也就充分说明：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理性认识上，贺先生对于重庆打黑都是全盘否定的！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重庆打黑是受到重庆百姓大力支持和拥护的，是让重庆百姓欢呼叫好的，这一点，连贺先生都是不否认的，他以文革中刘邓被打倒时“全国人民何等载歌载舞，欢呼雀跃”来类比重庆百姓在打黑时的表现，说明他也清楚重庆百姓对于打黑是多么支持。另外，重庆打黑，破获大量积案，为大批受欺压群众伸张了正义，打黑之后，社会治安迅速好转，发案率大幅度下降，人民安居乐业，经济飞速增长。然而，对于这些，贺先生似乎不屑一顾，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贺先生的法治理想，既不是实行时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不是效果上社会治安的好转和群众的满意？若非如此，贺先生的法治理想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民众的反对、社会治安的恶化和群众的怨声载道？贺先生在这点上没有明说，但是，从贺先生在贪腐严重、黑社会横行的文强时期对于重庆的法治从没有过任何批评，而对于使社会治安大为好转的重庆打黑，他却全盘否定，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似乎能说明，他的法治理想至少不排除或者至少包括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法治理想，难道不让人恐惧吗？
被用来作为政治工具的英美法治原则
从贺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对于“程序正义”、“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独立的司法”的特别强调，我们应当不难判断：贺先生所追求的法治、他心中的“那一份理想”，应当主要指的就是这些。而这几点强调的都是程序，是过程，而不是实质或者结果，这也就难怪贺先生对重庆打黑的实质正义和良好结果都那么不屑一顾了！但是，作为法律专家的贺先生却没有向他的读者说明：程序正义是英美人的一种法律传统，司法独立也是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特点，虽然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改革后近些年也增强了程序正义和司法独立的特点，但本质上，对于程序正义的强调，中国的法律远没有英美法系那样绝对，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中国法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重视实体正义仍然是中国法治的重要特点。至于司法独立，中国目前并没有实行三权分立，D对司法的领导依然如故，司法的独立当然是有限的，是要受制于人大和党委的，从而，“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的。贺卫方在文中自己也说“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显而易见，贺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是以他或者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法治即英美法治来质疑重庆打黑，从而彻底否定重庆打黑的。也就是说，贺卫方质疑、否定重庆打黑的根据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是荒唐的，怪不得贺卫方在文章题目中特别强调“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贺卫方以他自己心中理想的法治来要求重庆打黑，未尝没有积极的因素，但关键是，判断一件事情是否违法，不是根据某个人理想的法，而是根据现实的法，以他理想的英美法治原则来评判中国的司法行为，这跟在中国的土地上用美国的法律而不是中国的法律来审判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贺卫方要以他的英美法治原则来全盘否定重庆打黑，这就不仅仅是错误或者荒唐，而是别有用心了！法治理想是用来促进社会正义的，但贺卫方却以其作为欺骗读者、实现其彻底否定深受百姓欢迎的重庆打黑这个政治目的的工具，那么，贺卫方的这个法治理想难道不让人恐惧么？
教条式的法治思想
其实，追求司法独立，强调程序正义都没有什么不好，如果重庆打黑之前，司法是独立的，是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的，而到了打黑的时候，司法却不独立了，程序却不正义了，那么，打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法制的破坏。但事实是，在打黑之前，重庆的司法既谈不上独立，也谈不上程序正义，更严重的是，司法系统已经非常腐败，整个司法系统已经不能正常运转，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黑了，成了贪官黑社会欺压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的一种工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讲什么司法独立，不就是欺人之谈么？不就是纵容黑恶势力么？不就是对普通百姓权益的漠视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根据中国宪法中规定的D对司法的领导，重庆党委亲自出马，发动打黑，首先清理司法系统，这正是对重庆百姓基本权益的重视，是负责任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但是正当的，也是应当的，而且，在贪腐极其严重、黑势力相当普遍的当今中国，是非常值得赞美的。这种打黑，有人说是搞运动，重庆方面已经回应，认为不是搞运动，而是以前的积案太多了，腐败太严重了，是在“大扫除”，但贺卫方坚持认为重庆是在搞运动，并因之对这场打黑进行彻底否定。即使承认贺卫方所谓重庆是在搞运动的说法，那么，搞运动有什么不对吗？对不对难道不是由中国的宪法决定，而是由贺卫方决定吗？难道屋子积满尘土，非得住在脏屋子里，每天打扫一点点，打扫个几年、几十年才是正当的吗？贺卫方不辨具体情况，不问前因后果，一味强调他的司法独立、程序正义，强调他的法治理想，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不是智力缺陷，那就一定是太天真、太幼稚了！如果没有打黑，司法系统已经整个腐烂了，如何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况下，让审判权独立，不是支持、助长司法腐败么？事实上，正是因为打黑，清理了司法系统，司法系统干净了，能够正常、健康运转了，才有了注重程序正义的可能，司法相对的独立才有了基础。河南农民时建锋用两套假军车牌照非法营运8个月被判无期徒刑，是建立在审判独立、程序正义的基础上的，但是后来经记者报道，全国轰动，然后当地政法委出面，指示重审，按贺卫方质疑否定重庆的说法，是不是当地政法委就不该出面干预时建锋案件的审判呢？是不是冒名顶替的时建锋就应该被判无期徒刑呢？所以，贺卫方不问具体情况，片面地以他的法治理想来攻击、否定重庆打黑，不管主观如何，客观上都是在助长邪恶、扼杀正义力量。这样的法治理想，难道不让人恐惧么？而且，如果用这种教条式的法治思想来指导实践，在任何时候不都是让人恐惧的么？
无一成立的四条证据
贺卫方在他的文章中列举了一些重庆打黑违反法治即贺卫方所谓“非法”的例子，那么，贺卫方的举证是正确的吗？事实上，贺卫方的证据中，没有一条不是错误的、经不起推敲的。
贺文说：“文强案二审之前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公安、检察和法院之间是如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的。不仅如此，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各位同仁，你们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么？”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在当前中国只是相对的、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另外，宪法第三章第七节第一百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注意这里有一个“互相配合”，“互相配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互相支持和合作，互相协调，使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衔接，共同完成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惩罚犯罪的任务，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贺卫方难道不知道“互相配合”就包括了互相协调吗？显然，贺卫方不可能不知道，那么，贺卫方这种以假证据断然宣称别人违法的做法，是什么行为呢？而且，贺卫方自己也说：“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显然，重庆开“大三长会议”，完全符合现行法律。更重要的是，贺卫方说大三长会议“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贺卫方如何知道“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贺卫方如何知道大三长会议都协调了哪些内容呢？这种凭猜想就下结论的做法是一个注重严谨的法律工作者的态度吗？
贺文说：“庭审中，李庄及其辩护人请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然而合议庭却拒绝了被告方的要求，理由居然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请各位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没有证人出庭与否取决于他或她的意愿的规则？况且该案的七位关键证人均在重庆执法部门的羁押之下，他们提供的书面证词很可能出自于刑求或其他威逼利诱，必须通过面对面的核查印证，才能让李庄究竟是否唆使相关人员做伪证等真相大白。然而，江北区法院——这是我当年大学实习的地方——却硬是仅仅凭借这些无法质证的所谓证词作出了有罪判决。”
——贺卫方在这里故意混淆了真相。审判长对李庄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答复是：“法庭已向8名证人送达出庭通知书，8名证人均表示不愿意亲自出庭，已有书面证言属实。”根据法律，如果因证人身体状况、居住地等因素不宜出庭，或无强制证人到庭进行口头作证之必要的，证人可以提供书面证词而不出庭作证。李庄此案，关键是法庭认为没有强制证人到庭进行口头作证的必要，既然证人不愿出庭作证，只要“有书面证言属实”，当然可以不出庭作证，审判长答复的理由主要在“有书面证言属实”这句话上，而不在“8名证人均表示不愿意亲自出庭”上，显然，贺卫方在这里故意去掉了审判长原话的主要部分，歪曲了审判长的原意，欺骗了读者。当然，证言是否属实，审判长的说法只代表法庭一方，还不能完全肯定，根据法律规定，还需要经过双方质证后，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因为我没有经历庭审的具体过程，新闻报道也不是对整个过程原原本本的叙述，所以，在这里，我暂时无法肯定双方对于证言的质证结果真的可以使证言作为定案依据。但是，贺卫方仅仅根据证人没有出庭就断言证据“无法质证”，显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根本不像一个研究法学的人所说的话。事实上，在我国，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相当普遍，在有些基层法院，证人出庭率不足10%。沈阳刘涌案审判的时候，证人也没有到场，也用的是书面证词，贺卫方为什么不说证据无法质证呢？另外，一审证人没有出庭，贺卫方认为有刑讯逼供嫌疑，但二审六名关键证人均出庭作证，应当已经消解了贺卫方的怀疑了吧，那么，贺卫方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事情作为证据，证明重庆江北法院仅仅凭借“无法质证的所谓证词作出了有罪判决”呢？
贺文说：“李庄由一审绝不认罪到二审时突然完全认罪。我们无力深究这戏剧性转变背后的影响因素，不过当法庭宣布由于李庄的认罪，将刑期由两年六个月改为一年六个月时，李庄明显表现出受骗后的屈辱和愤怒，他大声说：‘我的认罪是假的。希望法庭不要给我按认罪处理，认罪是在重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诱导之下进行的’。李庄的言辞表明，他仍然没有认罪。这样一来，依据他认罪因而减轻处罚的二审判决就被釜底抽薪了。作为一个公正的法庭，必须立即宣布暂缓作出二审判决，查清李庄认罪是在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还是确有背后交易导致以认罪换缓刑。无论如何，既然李庄已经明确地拒绝认罪，二审合议庭需要在这一新情况出现之后作出新的判决。如果法官们确认一审所认定事实无误，那么就应该改为维持原判，而不是减轻处罚。当然，如果存在着警方和检察机关诱骗认罪的情节，法院也需要追究相关人员妨碍司法的罪责。但是，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任由法警将正在怒吼的李庄拖出法庭，对于合议庭依据虚假认罪基础上的判决无动于衷。这又是为什么？”
——下面是2009年11月2日《扬州晚报》的新闻《认不认罪，被告可与法官“讨价还价”》：
由于邗江法院在全省率先实施量刑程序改革，也就是一改以往庭审时定罪和量刑交织在一起的做法，改实施先定罪后量刑，量刑时公诉方在被告实施犯罪的事实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给出一个量刑建议，同时被告（或委托其辩护人）也可提出辩护，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向法庭陈述自己关于量刑的建议供参考。……法庭按照试点的相关法律规定，告知在量刑环节，刘强若是认罪的话，仍然可以认定他为自愿认罪，判刑时可依法从轻处罚。就在此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刘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对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量刑程序改革对于被告而言，有些人拒不认罪，但在量刑阶段认罪却认定为自愿认罪，是否有变相诱导被告认罪之嫌？就此，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殷其新认为，被告人违心的认罪，这种情况出现几率极少，“如果被告人确系无罪，他会选择上诉，而不是为了减轻处罚违心承认犯罪。”
根据上面的新闻，实施先定罪后量刑，“认不认罪，被告可与法官‘讨价还价’”的量刑程序改革早在2009年就已经实施了，难道贺卫方不知道？根据改革后的量刑程序，即使李庄所谓他认罪是“在诱导之下进行的”属实，贺卫方关于“存在着警方和检察机关诱骗认罪的情节”的怀疑，殷其新已经给他解释清楚了。李庄在二审结束后的态度，只能说明他对所谓“自愿认罪，判刑时可依法从轻处罚”的理解和法院的判决有些偏差，他应当提出过自己的量刑建议，但这只“供参考”，可能法官没有完全接受他的量刑建议，以至于咆哮公堂吧。所以，贺卫方关于“合议庭依据虚假认罪基础上的判决”的说法可以终止了！
贺文说：“接近尾声时，在法庭楼上的一间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到庭审现场的会议室里，“有关部门”连夜召开法学专家座谈会。“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深夜被叫来参加座谈会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梅传强告诉《南方周末》，是重庆市政法委召集的。第二天，《重庆日报》便刊出了庭审纪实和学者们力挺这次审判、批驳李庄及其律师在庭审中所提出各项质疑的发言摘要。基层法院的一次审判，直辖市的政法委亲自主导，星夜召集学者座谈，市委机关报第一时间为之造势。面对这一切，若还有人相信这样的审判以及后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的二审有一丝丝审判独立、程序正义的意味，那实在是天真到可笑的程度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审判独立、程序正义在中国都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对于影响较大的案件，基本上都不会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审判独立（从具体审判来说必须独立，但在指导思想上可能会受到上级党委的影响，但这不一定是坏事，譬如在一审出现严重错误时，时建锋案就是例子。），程序正义也可能会因案件的重大影响而受到影响。这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此。宪法规定，司法要受D的领导，而政法委就是直接领导司法的党委机关。我们经常在新闻中看到某个重大案件引起省委书记或者政法委书记的高度重视，然后如何如何。所以，贺卫方用西方的法律来要求重庆，是很荒唐的。如果贺卫方能够在重庆之外的中国其他地方找到一个在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面前能够完全保持审判独立的法院来，那我倒是会佩服贺卫方的！另外，李庄这个案子，影响很大，政法委出面征求专家意见，一方面是中国的法律允许的，对于案件的最终正确判决也不无益处，另一方面，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李庄案的透明度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证据都摆在那里，公正不公正大家不都看得见吗？而且，从程序正义上说，也没见贺卫方指出有什么真正不符合的地方啊！在这里，贺卫方也是凭猜想下判断啊！贺卫方如果真是关心中国的司法独立、程序正义，那么，贺卫方应当把眼睛盯在全国人大，盯在更高的权力机构上，而不是重庆。重庆的法治能脱离中国的法律另搞一套吗？所以，贺卫方以后要讲类似的话，我觉得应当针对美国人的案例来讲，那样倒是有一点说服力。
上面四个例子是贺卫方文章中否定重庆打黑的四个具体证据，贺卫方文中几乎全部观点都是建立在这四个论据的基础上的。但是，综上所述，这四个证据没有一个是真正成立的。贺卫方作为一个著名的法学专家，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这么严重的错误呢？有两种可能：要么贺卫方作为一个法学专家根本不合格，是混出来的，要么贺卫方本来就知道这些证据不成立，但还是故意要用来忽悠不懂法律的读者，以达到他想达到的搞臭重庆的目的。显然，后一种可能比较靠谱。那么，这样一个人，有着这样人格的一个人，他的所谓法治理想，谁敢相信呢？如果真按他的法治理想来改造中国，谁会不感觉恐惧呢？
最后再补充一句：虽然贺卫方提供的否定重庆打黑的证据都不成立，但我并不认为重庆在打黑过程中一定没有违规或者违法的地方，因为办案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某些地方出现问题是完全可能的。质疑重庆打黑，监督重庆打黑，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应该的，但是，如果以打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完全否定打黑，不怀好意是不用说的，而且一定别有目的！
让老百姓受欺压的法治理想
当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想：更大程度的司法独立、程序正义不也是我希望的么？贺卫方如果真的是在追求这两点，我也应当支持他啊！但事实上，贺卫方以他理想的西方法治原则而不是中国现实的法治原则来评判重庆打黑，从而否定重庆打黑，显然是不怀好意的；更重要的是，对于重庆打黑时的法治，贺卫方用的是他的理想标准来衡量、来评判，而对于重庆打黑前的法治，以及重庆之外其他各省市的法治，贺卫方却不但不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甚至根本就无视法治原则。重庆打黑的战果就摆在那里，不说战果最辉煌的2009年和2010年，仅仅看看最近的一个新闻《重庆11亿惠农款遭到截留 1977名贪官污吏被查办》，就可知官员腐败、黑社会猖獗到了何种地步了！那么，仅仅重庆是这样吗？在重庆打黑之前，我想谁都不会认为重庆的官员最腐败、黑社会最猖獗吧？如果有人说某些省市官员的腐败程度和黑社会猖獗程度比重庆厉害许多倍，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吧？那么，这是不是就说明，在重庆之外的其他省市，大多数贪腐官员仍然继续在贪腐，黑社会仍然继续在猖獗？而这些现象不正是司法腐败或者司法不作为的表现？譬如最近的药家鑫案，这么简单的案件、证据如此清楚，案情如此简单，无论是按道理还是按规定，法庭判决早应当出来了，但拖延至今都没有结果，而且，全国各种媒体都在纷纷为药家鑫免死造势，根据贺卫方否定重庆打黑的证据和理由，此案的违法不是清清楚楚，非常严重么？但是贺卫方的态度呢？贺卫方不是还发表文章对网友们对此案的质疑泼冷水么？不是还将药家鑫案比作苏格拉底案，对民意表示轻蔑么？另外，药家鑫案发生的那个地方，近两年发生了好几起有全国影响的案件，司法机关涉嫌执法违法的证据清清楚楚，质疑、批判文章数以千计，持续时间一年、两年，贺卫方对此说过一句话吗？现在的重庆，司法上即使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不是也比全国其他地方强上十倍、百倍？看看重庆最受争议、最受诟病的李庄案，不也比重庆之外其他有同样重大影响的案件公开透明十倍、百倍？但我们看看贺卫方在对待重庆与全国其他各省市的司法态度上的区别，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们是不是会感觉：贺卫方一边喊着追求法治，客观上却在支持司法腐败，反对司法公正呢？贺卫方在文中对王立军说：“假如政府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使用非法手段……政府用非法手段打击犯罪令人产生某种不好的感觉，那就是‘以黑制黑’，强权即公理。”贺卫方以假设当事实来诋毁王立军、诋毁现在的重庆，而对文强等人事实上的使用非法手段毁坏司法，贺卫方质疑过吗？对最近重庆之外发生的许多涉嫌严重违法的司法行为，贺卫方质疑过吗？当进行了这一番比较之后，我们是不是会有一种感觉：贺卫方的法治理想，似乎是普通百姓受欺压、正义受压制，而贪官黑社会却肆意横行的法治理想。那么，这样的法治理想，小百姓们谁不恐惧呢？
贺卫方的立场
在《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一文中，贺卫方称重庆鼓励群众揭发、检举犯罪为“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一个“密告”、一个“所谓”，贺卫方对群众揭发、检举犯罪的仇视和轻蔑跃然纸上！我实在难以理解：如果不是站在贪官黑社会的立场上，如果不是替贪官黑社会着想，对于群众揭发、检举犯罪，贺卫方如何会是这样一种态度！而且，群众的检举70%是实名的，那么，贺卫方在这里称之为“密告”，其故意丑化群众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么？
贺卫方对群众的轻蔑是渗透在骨子里的。在写《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一文之前，贺卫方还写了一篇发表在《南都周刊》上的文章——《要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一个人吗？》，文中最后一段写到：“公元前99年，雅典的法庭判决苏格拉底死刑。501位审判官表决，尽管多数票赞成死刑，但仍有220人投了反对票。……其中信息也是耐人寻味。”对于一个开车将人撞伤后又因为被撞伤者是一个农村妇女而将其连捅八刀的人，贺卫方竟然对其充满同情，以苏格拉底之死的法庭判决作比，来质疑网民呼吁判其死刑！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对群众的轻蔑了，这已经是关乎人性和良心是否尚存的问题了！有人可能会说，贺文认为药家鑫应判死刑的立场是明确的。但是，那只是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理智所采取的被动态度，如果有人还看不出最后几段文字才是贺卫方真实的意图所在，那真可是杯具了！中学老师告诉我们，文章的最后一段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再看看题目，是不是跟最后一段文字相呼应呢？想一想，题目的文字是泼谁的冷水呢？文章的发表对谁有好处呢？群众是在“狂欢”吗？他们是在处死一个人吗？他们有那样的权力吗？他们的激动，难道不是担心正义被药家鑫的不死杀死吗？对争取正义的网民的打击，难道不是在意图杀死正义吗？但是，贺卫方一句“要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一个人吗？”，却将追求正义的群众刻画成了一群无知、无情的可厌之人，其中的轻蔑意味难道还不明显吗？而且，在作出药家鑫应判死刑的结论之前，贺卫方还加了一个前提“假如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从轻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如精神病等）”，这是不是在向法院和药家鑫家人暗示什么呢？另外，为什么偏偏要在民愤极大的药家鑫案判决出来之前，贺卫方要强调他的“无条件彻底废除死刑”的主张呢？其目的何在呢？为什么不在杨佳案判决时特意表明一下自己废除死刑的主张呢？有许多案件，应当判死而民意反对判死，贺卫方为什么不在这种时候出来发表一下废除死刑的主张呢？难道仅仅因为药家鑫是大学生，他爸是军官，属于精英阶层？——想想南方ZM那位记者跟张妙律师谈论四个小时希望药家鑫免死的理由也是废除死刑，再瞧瞧贺文发表的媒体和这位记者所在媒体的关系，我们难道还不明白贺文内容的真正含义吗？
再说说废除死刑。废除死刑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呢？哪些人支持废除死刑，哪些人反对废除死刑呢？不用说，平民小百姓最反对废除死刑，贪官黑社会最愿意废除死刑。贺卫方一直主张无条件彻底废除死刑，他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呢？也许，过上一些年我也会支持废除死刑，但在现在的中国，主张废除死刑就是一个立场问题！
再说说贺卫方一直主张的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等西方司法制度。首先，这种司法制度根本上是有利于有钱人而不利于穷人的。在这种制度下，有钱人可以花大钱请好律师，重罪可以辩护成无罪，穷人请不了律师，自己不懂法律，人家判个什么就是什么，无罪可能被判成重罪，譬如广州的许霆案、河南的时建锋案。而且，在当前司法系统非常腐败的情况下，贺卫方极力鼓吹审判独立、程序正义，只能有利于有权有钱的人，特别是腐败官员和黑恶势力，而对于无权无钱的普通人，只能是有害无利。——虽然我也支持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但那是要在一定的前提下的。
再看看重庆打黑，谁欢迎，谁反对？对谁有好处，对谁没好处？我想，贺卫方应当不会不明白吧？那么，他对重庆打黑的全盘否定说明了什么呢？许多人以为贺卫方真是为了什么法治，扯淡！——看看他在药家鑫一案中的态度！——他不过是为了他们那个阶层的利益，特别是由李庄一案引发的他们那一群体的利益而已！
最后，让我们再看看贺卫方在微博中对于“燕天下的小飞猪”的回复的回复：“我何须到重庆？君不见——也许你真没见——文革时，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人民是何等载歌载舞，欢腾雀跃。 //@燕天下的小飞猪:@贺卫方 请到重庆来，到重庆市民中来，听听真正的声音。也许在其他方面我认同你，但是重庆打黑，请你不要再说三道四。” 看看，贺卫方对于群众的轻蔑是多么的露骨！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对普通百姓如此藐视的人，他怎么可能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
所以，贺卫方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立场是和普通百姓是对立的，他是为所谓的“精英”说话的，他所谓的“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中的“我们”，是不可能包括普通的小百姓的，他所谓的“我们”，不就是有钱有权有身份的人吗？他所谓的法治“理想”，不就是有钱有权有身份的人的理想吗？那么，对于普通小百姓来说，贺卫方的法治理想不就是他们的噩梦吗？
贺卫方的人性
有人可能会说：贺卫方对药家鑫的同情、对无条件彻底废除死刑的主张，表现的都是一种人性。在《为了法治，为了心中的那一份理想》一文中，贺卫方也表达了类似的“人性”：
“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的特性，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减损。”
“过于严厉的惩罚损害了人们的平等预期，对国家心存怨恨的已决犯亲属以及将来出狱的人们将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会力量。”
看看这两段话，贺卫方的“人性”表达的多么充分啊！他暗示应当容忍贪官、黑社会成员的人性，但有没有想到被这些人欺压的那些更大数量的人的人性呢？他暗示应给予贪官、黑社会成员更多的自由，但有没有想到：给予这些人更多的自由，将会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失去自由呢？他暗示重庆打黑对于贪官、黑社会的惩罚“过于严厉”，损害了这些人的平等预期，但有没有想到：对这些人的宽容，会损害和压制多少人的平等生存权利呢？他认为对这些人的严惩会使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将来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会力量，但有没有想到：对这些人的宽容，会制造比这些人及其家属多得多的反社会力量呢？——另外，贺卫方凭什么认为重庆打黑是“过于严厉的惩罚”呢？证据呢？
所以，贺卫方对于人性的强调，不过是为他们的“精英”群体中那些已经触犯了法律或者将可能触犯法律的人找一个辩护的借口而已！
石勇在《心理分析：李玫瑾为药家鑫开脱的真相》一文中分析李玫瑾的一些话也适用于分析贺卫方：
“首先是一种‘阶级本能’。体制内的李玫瑾和有体制背景（军二代）的药家鑫，因为有弱势群体这个‘他者’的存在，在认同上很容易变成‘我们’这一心理共同体。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越是欺压，他们对弱势群体的恐惧和仇视越剧烈，这一心理共同体就越牢固。”
“她无法感受到受害者张妙及其家属的痛苦，但因为是同类人，却极能理解药家鑫的“委屈”、“痛苦”、“愤怒”，并把它们美化为“人性”。这样想象性地体验药家鑫的心理，实际上就是她的自我心理体验。”
贺卫方在重庆打黑中对于落网的贪腐势力和黑恶势力的同情，以及隐含的对于药家鑫的同情，其本质都在石勇的分析之中了！看看贺卫方的文章中，有对受重庆贪腐势力和黑社会势力欺压以至致死的大批普通百姓的同情么？有对被药家鑫开车撞伤又被药家鑫连捅八刀的年轻妇女张妙及其家人的同情么？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有的，只是对于作为强势者的作恶者的同情！——这就是贺卫方的“人性”！
结语
当然，并不是同一阶层或者阶级的人就会有同样的思想和感情（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这里我们暂不分析），譬如，在贺卫方的追随者中，就有并非少数的中下阶层的人。相对的，在贺卫方的那个阶层中，也有不少站在中下阶层立场的人。知识分子中这样的人比较多，譬如郎咸平（不过最近的态度有些捉摸不透），官员中也有一些，譬如曾经的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重庆的薄熙来和王立军。但是，背叛自己阶层的人必然要受到同阶层人的仇视。从上层阶级掌握的媒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清这一点。郎咸平曾被主流媒体不止一次地进行过围剿。郭宝成也一样，在他主导的免费医疗尚未出现成效之前，他就一直是媒体炮轰的对象。而薄熙来和王立军，从他们开始打黑以来，主流媒体就从没有停止过对他们的围剿，两年多过去了，这种围剿不但未曾减轻，反倒越趋激烈。最近这次围剿，就是以贺卫方的文章开路并主导的。看看最近，贺卫方的名字天天出现在一些主流媒体的主页！在重庆政府与贺卫方之间，有人以为重庆政府代表权力，是强势，贺卫方是弱势。其实这是看走眼了！贺卫方只是一个象征，他的背后是重庆之外的整个GL系统，是整个既得利益基层，如果重庆与之相比是强者，会让媒体整天跟它作对吗？围剿重庆最厉害的，无论纸媒还是网站，不都属于G营吗？不过，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它可以给重庆以远比其他地方政府更严厉的监督，从而使重庆一直健康地发展下去。当然，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过了这个限度，重庆也可能会出现老百姓不愿意看到的变化。
本来，我是不想写什么的，因为我知道我的文字将可能遭遇的冷清下场：主流媒体怎么可能给予冒犯他们利益代言人贺卫方的文章以稍稍开阔的空间呢？甚至，封杀我的文章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前段时间，我已经有过类似的遭遇。但是，我还是忍不住了，仅仅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与我同一阶层的那些人。
对于像我这样连工作都没有的无业游民，作为“精英”的贺卫方一定是充满了轻蔑的，在他眼里，我们这些人都不过是些根本不值一提的愚民，我们的权益、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看法都是无需重视的。然而，正是因为从贺卫方的文字中感受到了对于我们这些愚民的这种态度，我才要写一些文字表达一下对他的态度！
贺卫方关于重庆的文章一出来，当看到那么多的人在支持贺卫方，我没有感觉惊奇，因为在整个中国，有多少潜伏的贪官、不法资本家、黑社会成员、黑律师、腐败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啊！这些人加起来将会是多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啊！他们最恐惧的，不就是重庆经验的扩张么？这些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上网，他们有被受威胁的利益激发起来的更多的热情攻击重庆、围攻对手。但是，我也知道，也有一些人，他们身处底层，却喜欢站在对立阶层的一边，热衷于对那些为自己阶层办事和说话的人进行疯狂进攻。他们都是一些没有思想的思想战士，他们容易被人牵着鼻子去撕咬自己的同类。有钱人掌握的媒体的宣传，不就是要将他们洗脑成这样的人么？对于这些人，除了深深的叹息，我希望还能以我的文字唤醒他们。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网址：【中华论坛】质问北大教授贺卫方：薄熙来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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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男人嫖性、女人娼性聊开去（图文） |
汇编：卧野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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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男人嫖性、女人娼性聊开去（图文）
小姐的暴露，看出女人们潜意识的埋伏，看出女人动物属性的常态。
网络文献或网摘来源于：从男人嫖性小姐娼性聊开去_时尚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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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是什么？
zuoluo2005
贺卫方按：唱“红歌”这种举动好像最早开始于井冈
山，现在在重庆达到巅峰状态。利用了人的某种怀旧心理，加之某些歌曲旋律的动人心弦，倡导者把唱“红歌”演为一种集体和强制性的狂欢，并且试图将其作为这
个时代驯服和动员民众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深知这些“红歌”里隐含或张扬着怎样的价值，如个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体主义同时压制
个人尊严和自由主义。一直以来，我很希望看到对于这种沉渣泛起作出分析的文章。刚才在“猫眼看人”上读到这篇署名zuoluo2005网友的大作，特转载
于此。其中惟一一处讹误是，老舍先生文革期间投湖自杀的地方是西直门附近的太平湖，而非北大的未名湖。投未名湖自杀的，我知道有一位是王重民教授。（注：
经一位匿名网友纠正，查雷颐教授的一篇文章，王重民先生是1975年4月，遭受批斗后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的。感谢这位网友。）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26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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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在文化艺术史上并无价值与风格可言，只有年鉴索引的意义，它存在过，仅此而已，所谓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形式，无非是审美趣味低下拙劣的证明，
——，它们当初借鉴的（称生吞活剥或许更准确）是民间艺术形式，那是它众多源头中唯一清澈的源头，[十送红军]，源于赣南客家人民间小调，罕见的优雅的长
调，[东方红]，是出自陕北情歌曲调，还有浏阳河，饶过了几道弯，源头有争议，也来自民间，等等都是的道的土生土长的，内容多是关于流落，相思，爱情，属
于人类最伟大的情感——乡愁系列的，那本是艺术最纯正的泉源，最后，统统为政治宣传所绑架，什么时候能正名，把那窃取的东西送回去，还它本来的面目呢？看
来，还遥遥无期，至少在重庆如此，当摇尾系掏空了民间最后一点美与生动气息，它变得，也只能便得越来越粗鄙，丑陋，直到文化大革命达到它的颠峰。善意提醒
一下，如果你想验证一下，请听听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之前，要谨尊医嘱，做好心理及身体上的准备。
红歌追溯他的另一个源头，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它属于与国家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力美学双峰并峙另一极权专制暴力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红色，它们不
是一体两面，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屈从于意识形态的幽灵，道成肉身，无论以何种面目，形式出现，其中一条异常清晰的轨迹，一条共同的纽带把它们联系在
一起，如同瘟疫一样，它们流布之地，总是先激起狂热，再是愚蠢，然后是残暴，是狼烟，最后是尸横遍野。
如果说世界上最污秽，丑陋的语言是什么，是公然宣扬仇恨与暴力的语言。
红歌是什么，它就是一种暴力语言的一种，是所谓的暴力美学的一组成部分。
当然，不只是红歌，专制体制下把所有艺术都纳入宣传机器或摇尾系统的一部分，但它对于生活在几千年东方专职主义的中国人而言，尤其是不谙世事而言，更是一
种梦魇般的存在，它鼓吹团结行动，崇尚简单粗暴思维，宣扬仇恨与暴力，屈从渴望奴性，赞赏流血死亡，牺牲，吞噬了无数人的血与青春，却祭献给了一个伪神，
它的原型出自古老的诺斯替教义，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是世界，或者用中国人的话说，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生活在一个扁平世界，习惯于扁平思维的东方臣民
为这种世界观准备了最肥沃的土壤，当西方已摆脱梦魇，走上文明正轨时，这里却还在挣扎中。
红歌是什么，当它唱得最响亮之时，也是这个国家反智反文明达到整个人类历史颠峰之时，有哪个国家会发动对一种无辜的小鸟的战争，会砍伐珍贵的植被去炼一堆
堆废渣，会一边宣扬亩产万斤，一边饿殍遍地，会让自己的孩子们自相残杀，为了忠于同一个组织，同一个领袖，会唆使未成年的孩子，学生充当刽子手，打杀虐待
自己的老师，亲人……
现在整个社会的弥漫的价值迷茫与混乱主因之一是因为没有勇气与智慧彻底反省与探究文革及专制意识形态的危害，竟把这种末世景象归结为未弘扬主旋律，唱少了红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风气败坏另一个原因是权力崇拜，强权便是法律，强权便是真理，便是正义，以权力的好恶为好恶，从偶像崇拜，到权力崇拜，再到恶魔崇拜，又是一条邪恶的轨
迹，瞧瞧那些政治教民的面孔，那些麻木或充满激情的面孔，当他们将孩子，妇女，老人，那些无辜者（只因身份，或权力者的一句话），便象丛林里的野兽被围
猎，被虐杀，那些教民，那些新人，那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与生化危机里的僵尸有什么两样，不一样，他们会高唱着歌曲。
现在堕落，腐败的根源之一，是权力大于一切，是权力扭曲一切，吞噬一切，每一个肆意的权力就象一个个黑洞，既吞噬人性，又吞噬智识，让人丧失起码的分辨是非的能力。
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在10年时间里毁弃的这样彻底，这样惨烈，又是这样麻木不仁。
我们很幸运，无数堆垒的尸骨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告诉我们那列魔幻列车不会把我们带往天堂，而是相反的方向，我们又很不幸，我们把这一切遗忘了，当权力的指挥棒再度挥起，一些人保持沉默，另一些甚至不知羞耻加入合唱，甚至翩翩起舞。还有比这恶心的吗？
我们在遭遇这个时代最卑劣的犬儒主义，如果文革时期还可以用无知盲目或身不由己做籍口，当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那么在他们的疯狂与少数大写的人的反抗之间，
我们如何选择，沉默，那既意味着背信弃义，也意味着我们选择是那一条路，它直指地狱，事实上，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已被逼到墙角。
那些以为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的潜心创造的人，他们忘了，他们耐以创造的最基本的元素，语言本身是被彻底污染的语言，在老舍纵身跳入北大未名湖畔之前，他内
心已经历语言的死亡，难以计数最优秀的艺术家，不甘臣服，他们选择死亡之前，在遭遇死亡之前，已经历了死亡。因为比个体生命消失更可怕的是文明之死。
所以，这个国家后来没有产生一位作家，一位诗人，除了少数伟大的心灵作为反抗的例证，屹立在地平线上，我几乎看不到一个人的身影。
所以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作品只能是见证式的，所以，这个国家所有作品加起来的都比不了一个北京学生写下的文字片段那样震撼，那样有分量，那样富有警示意味。
时间1966年8月27日，
地点在北京大兴北藏公社的屠杀。
在马村，有一对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奶奶无奈的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不，几十年过去了，尘土早已将鲜血掩盖，我们的双眼也一直被沙尘迷住。直到今天。
１９６８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宣判死刑被杀害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死前对难友说，如果你能去维也纳，替我给贝多芬的陵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
的崇拜者是哼着他的《庄严的弥撒》走上刑场的。这里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什么？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在所有受侮辱与迫害知识分子群中，从事高雅，纯正的艺术
研究与创造的专家学者，艺术家和爱好者，死亡，失踪与流亡的比例几乎是所有类别中最高的，这证明了，美的反面不止是丑陋，还有恶。
我不明白的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在它的统治下，有人因为热爱生活，用笔记下吟咏春天的诗句，会被判有罪，有人因为爱情，因为哼唱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会被宣告失踪，有母亲对着孩子唱摇篮曲，只因曲调来自西方，会遭受批斗，迫害。
我不明白的是，一个曾经将诸如托尔斯泰的小说，济慈的诗歌，莫扎特音乐，古代宋元绘画等等，事实上代表了整个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一切艺术成果都列为违禁
品，并四处收集，付之一炬，如果谁私自收藏，一旦发现，他就是有罪的，一个这样的组织，他之中的代表，衣钵传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尽依然充当精神世界
的全权大使，来指导人们的旨趣与认识，来指导人们该唱什么，该听什么，该看什么。
他有什么资格？
他们害孩子还要害到什么时候？
【告师大青年书】大学惊现大字报！文革修正茉莉花革命，皆大欢喜！ |
作者：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3424.html
2011年4月19日大学惊现大字报！【告师大青年书】--文革修正茉莉花革命，皆大欢喜！
党的一党专政没人反对了，但党的腐败和没落由文化大革命来医治，这样党没意见了。
追求大众民主和自由的的群众或怨夫、怨妇们追求的民主、自由也能得到了，也都没意见了。文革提倡的“四大民主自由”的大众民主也荣归了！
其一，人民幸福，自由、民主、公平、科学、共享。
其二，不多党折腾而能一条直线奔向美好幸福的去掉“中国特色”的真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大家，皆大欢喜！
部分网摘引用于：lsjyll-110 的博客 - 蓝色基因浪浪110 - 网易博客
(转载需注明来源出处)
防删这有张宏良：中国央行将资不抵债，损失只能老百姓买单 |
编辑/汇编：卧野观天
本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22.html
中国央行将资不抵债，损失只能老百姓买单
——美国再次发出了要兔死狗烹的杀狗信息
张宏良
看到这个刺目标题，或许很多人会感到心惊肉跳，但这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2011年4月19日美国福布斯网站刊登了《要警惕中国央行的违约风险》的文章，其中透露出让中国人感到震惊、愤怒和憋屈的许多信息，其中就包括中国央行十有八九将资不抵债的信息。翌日新华社《参考消息》转发了这篇文章（见后面所附原文），只是把题目修改为比较温和的《庞大外储或成中国央行软肋》。
只是大家并不用过分担心，中央银行不是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有印钞权，无论欠下多少债务都可以通过印制钞票来解决，欠多少就可以印多少，只要印钞机不出问题，偿还欠债也就不成问题，即使资不抵债，也绝不会破产，无非就是增加些麻烦，需要多印制些钞票来稀释老百姓手里的货币，把债务转嫁给老百姓而已。
美国文章认为中国人民银行资不抵债的主要根据，就是虽然表面上看，中国主权债务只占GDP的17%左右，但是，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和各种隐性债务，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估计高达160%，160%是一个什么概念？我国GDP总额是40万亿人民币，160%就是64万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美国人所不了解的中国县乡两级财政的债务，估计这个数字还要更加庞大，如此巨额债务，简直令人咋舌。针对中国央行已经资不抵债的实际状况，世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公司，本月19日把中国的本币债务评级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对内偿债能力出现了困难，这意味着中国老百姓的银行存款不再是一种无风险的避风港，中国老百姓的银行储蓄第一次也变成了风险投资。惠誉公司在解释为什么调低中国信用评级时还指出，虽然目前中国公布的银行不良资产率仅为1.1%，而如果把到地方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也包括进来的话，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已经接近6%，达到了惠誉公司认定的银行承受损失能力的最大值。美国惠誉公司的这个设定值还是比较可靠准确的，因为目前中国银行业自有资本充足率也就只有5%，目前6%的不良资产率意味着银行的自有资本已经全部损失干净，自有资本已经变成了零。
中国央行已经资不抵债，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已经变成了零！
这恐怕是此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只是，目前作为中国人更想知道的是，好端端的中国银行业怎么会突然变成了这种状况？惠誉公司亚太区主管对此的解释是，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风险之所以会达到安全极限，主要是源自于贷款高速增长和房地产等因素，也就是说，是因为中国少数富人把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拿走了；而中国央行出现资不抵债的风险，则主要是源自于央行购买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就是说，是因为外国人把中国老百姓的钱拿走了。被国内少数富人拿走了，将来还有希望再要回来，因为肉总是烂在锅里；而被外国人拿走了，则意味着是永久损失，这简直让中国人欲哭无泪、憋屈透顶。
可以说有史以来，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加让中国老百姓憋屈透顶的了，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割地赔款，但是以往无论割地也好，赔款也罢，都是打不过对方被抢走的，而目前这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却是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我们主动送给对方的。特别是最让中国老百姓郁闷憋屈的，还不只是把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白白送给对方，而是中国老百姓还要额外再损失一笔同样数量的财富。稍微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看了后面美国福布斯的文章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稍加解释同样会明白这个道理。由于国内美元不能流通，无论是出口换来的美元，还是引进外资的美元，全都要卖给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买进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意味着要支付20万亿人民币（按当前汇率计算），向市场投放20万亿人民币，这20万亿人民币通过通货膨胀，全都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购买3万亿美元的20万亿人民币，是通过发行各种票据等向金融机构借入的，将来需要把美元再变现成人民币来偿还，可是现在，中国把这3万亿美元转手借给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钱偿还国内金融机构，如同张三把从李四那里借的钱转手借给了赵六，现在张三收不回赵六的钱，就没有钱偿还李四，可是张三又必须偿还李四，作为张三除了上吊之外没有其它任何办法，因为张三不能够自己印钱，但是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却有办法，因为中国人民银行能够自己印钱，中国人民银行就再印制20万亿人民币还给国内金融机构。事情到此仍然没有完，因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约25%，美元贬值约25%，这样，中国人民银行在偿还人民币时就要多支付5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要亏损5万亿人民币，而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借走的3万亿外汇储备，贬值的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的亏损，也要记在央行账上，这样里外的亏损加在一起就是10万亿。这是造成中国人民银行资不抵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两国都在印制钞票，只是印制钞票的用途完全不同。美国印制美元是用来购买中国商品，并不向国内投放美元，而只向国内投放商品，所以美国超市中越来越价廉物美，通货膨胀率越来越低，今年初通货膨胀率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而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企业用商品换取美元，央行再印制人民币购买美元，然后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股票，转手把美元又送还美国，美国用这些钱继续购买中国商品，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此过程中，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印制的钞票投放到了中国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的钞票同样全部投放到了中国市场；而中美两国生产的商品投放到了美国市场；由于中美两国一起向中国市场投放货币，向美国市场投放商品，结果必然是中国的商品越来越贵，美国的商品越来越便宜；从而使工资只相当于美国四十分之一的中国人，购买的绝大部分消费品，包括住房在内，价格都大幅度高于美国。美国学者把中美两国之间这种奇特的经济关系，称之为是“中美国”；我们称之为是殖民经济循环圈。无论我们怎样称呼这种经济关系，有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就是这种经济关系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人为设计的结果。
最能反映这种经济关系是有预谋设计的标志，就是在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过剩，已经造成包括央行资不抵债等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仍然在出台各种措施扩大吸引外资的规模和力度。2010年中国贸易顺差为1831亿美元，可是，外汇增加4696亿美元，也就是说，有60%以上的外汇不是来自于外贸，而是来自于外资，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外贸顺差仅有144.9亿美元，可是外汇储备却由去年底的2.8万亿美元增加到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来自于外资。也就是说，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央行向市场投放了1万多亿人民币购买外资手中的美元，购买的美元没有用处就只能转手购买美国国债，而投放的1万多亿人民币，则通过通货膨胀全都加到了中国老百姓头上。如此引进外资的结果，就是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赚了钱，美国财政部向中国发行国债赚了钱，而中国央行由于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亏了钱，中国老百姓由于通货膨胀亏了钱，如果再考虑到购买的美国债券股票有可能收不回来，中国的损失将更加惊人。如果不是事先有计划的预谋设计，为什么会在损失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继续采取政策强行扩大损失？
就在惠誉公司将中国的本币债务评级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的一周之后，同是世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公司，又宣布将美国主权信贷评级前景由“稳定”下调至“负面”。虽然中美两国的信用评级同时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但是含义却完全不同，中美两国“负面”的耳光，全都打在中国脸上。美国是主权信贷出现了风险，是对外偿债能力出了问题，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对外偿债能力有问题，遭受“负面”损害最大的是中国；而中国是本币债务出现了风险，是对内偿债能力出了问题，而中国老百姓是银行的债权人，遭受“负面”损害最大的是中国老百姓。虽然中国通过印制钞票能够保证老百姓的存款安全，但是却会使老百姓的存款贬值，老百姓仍然要承担“负面”损失。如果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中国潜在的金融风险更大，由于美国“负面”风险主要是发生在外资身上，而中国“负面”风险主要是发生在本国老百姓身上，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推动，必然会驱赶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加剧中国通货膨胀，恶化中国银行的资产结构，等到通货膨胀把中国弄到天下大乱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再跳高美国主权信用级别，调低中国主权信用级别，促使大量外资突然撤离中国，流向美国，把美国重新变成世界资金避风港，让中国重新回到20世纪初的混乱状态，到那时，中美之间六十年较量的输赢就会见到分晓——中国输定了。
显然，这是一个内外合谋的大棋局，目前这个大棋局的轮廓已经越来越明朗化，而推动这个大棋局轮廓逐步明朗化的，恰恰是这个大棋局中力争成为未来大赢家的美国。一如此前我们所再三强调的那样，最近越来越多的种种迹象表明，有人在逼迫中国老百姓跳墙，之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逼迫中国老百姓跳墙，是因为背后有美国在逼迫他们跳墙。美国金融危机，世界资源危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中共18大政治格局，使原本已经胜券在握的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们绝不能够接受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绝不能够接受中共18大的政治格局。就在前天也就是4月20日的重庆法庭上，李庄律师团抛开刑事案件本身而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政治宣言，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等西方国家，绝不允许重庆所代表的发展方式向全国推演。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美国花费30多年时间在中国打造的第五纵队，必须要在此时此刻发挥关键作用，必须要彻底断绝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道路，必须要彻底改变已经初露端倪的中共18大政治格局，否则，美国宁可牺牲掉这个第五纵队。
最近美国发出的一系列中国金融问题方面的不良信息，实际上就是在向中国的第五纵队发出逼迫跳墙的杀狗信息，逼迫第五纵队要么成为跳墙的利比亚反对派，要么成为兔死狗烹的陈水扁，此外绝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如此前我们所断言的那样，从现在开始，逼迫中国第五纵队和刺激中国老百姓的此类信息，将会源源不断地从美国各个渠道流向中国，直到有人跳墙为止——无论是第五纵队自己跳墙还是第五纵队逼迫老百姓跳墙，反正都必须有人跳墙，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决定的，与西方政客的个人品质和政党政策没有关系。
此时，我们突然想起了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小姐有关美国战略转变的著名观点，她认为21世纪美国的国家战略，必须由传统的颠覆手段转变到精英战略上来，虽然对于伊拉克等诸多小国来讲，传统的间谍组织和军事打击等颠覆手段仍然十分有效，但是对于诸如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传统的间谍组织和军事打击等颠覆手段，已经很难达到国家目的。对于诸如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美国必须采取新的对付手段，就是要通过培养和控制对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来影响和改变对方国家的各种政策，从而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30年来，美国一直在中国播撒这种新战略的颠覆种子，并且已经在中国精英界遍地开花，现在，已经到了美国需要收割的季节，油价上涨、通货膨胀、央行资不抵债、银行资本为零、李庄律师团、什么花革命等等，就是美国迎来收获季节的第一把镰刀。
接下来，还会有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等等无数把镰刀……直到完成收获为止。
2011-4-22
附：美国福布斯中文网文章
要警惕中国央行的违约风险
转自：美国福布斯中文网 作者：章家敦 翻译 李其奇
时间：2011年4月19日
上周四，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中国的央行宣布，截至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04万亿美元，同比增幅达到惊人的24.4%。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能接近中国的水平。仅次于中国的日本，其外汇储备也不过1.12万亿美元左右。
从表面上看，周四宣布的这项数据使中国央行看起来相当强大。然而，这家机构其实迫切地需要进行资本重组。十有八九，它将面临资不抵债的厄运。实际上，那些让它表面上看似强大的原因——坐拥庞大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储备——正成为其软肋所在。
怎么会这样呢？在外储增加的过程中，中国央行不断购买流入中国的外汇。支持这种购买行为的资金基本上要依靠发行央行票据来解决，而且当然都是人民币票据。
购买外汇给央行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央行在用不断升值的人民币来购买不断贬值的资产——尤其是美元。自去年底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了1.1%，自2009年底以来的升值幅度为4.5%。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购买的外汇越多，其资产质量就必然会愈发地恶化。
其次，中国政府被迫以加息来遏制眼下已失控的通货膨胀。例如，中国央行在4月5日宣布加息，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也是最近六个月以来的第四次加息。而每一次加息，都意味着央行为筹集购买外汇的资金要付出更大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央行是否会出现资不抵债这件事并不重要。毕竟，它有中国政府在背后撑腰，因此债权人知道他们肯定能拿回借款。此外，央行的负债都是以人民币计算，因此难以想象央行会出现欠债不还的情况。北京总是可以印刷更多的本币来确保央行能够偿还到期债务。
然而，央行的财务状况恶化会导致两种符合实际的后果。首先，肯定要有人来承受央行资本重组产造成的经济负担，老实说，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无论是通过税收等直接方式，还是通过压低存款利率这种间接方式来让老百姓来买单，都将意味着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而可支配收入越少，他们提振国内消费的能力也就越小。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中国老百姓必须大幅提升其消费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其次，中国央行的负债增会增加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截至去年底，中国政府将主权债务占GDP比例维持在只有17%的水平，但是中国的官方数据中故意忽略了某些政府债务和所谓的隐性负债，例如地方政府融资载体的债务。实际上，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极其沉重，占GDP比例也许高达160%。
无论如何，信用评级公司惠誉（Fitch）在本月将中国的本币债务评级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从而反映出中国一些一直以来被经济高增长所掩盖的问题。为了刺激增长，中国政府在2008年底要求银行降低审慎标准，信贷投放顿时膨胀到惊人的程度。为了控制通胀的影响，信贷增长的步伐目前已经放缓，我们已听到关于中国银行业可能出现资不抵债的担忧。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截至2010年底的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14%，不过这其中并未反映出上万亿元的问题贷款。
实际上，中国政府必须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行、建行、工行和农行——提供支持，因此这些银行势必能找到某种办法来履行偿还义务。即便是规模小些的银行机构也享受政府非正式的担保。
中央政府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为了抑制通胀必须给经济降温，而与此同时还要为财务状况恶化的商业银行和入不敷出的政府部门提供支援。然而，北京的技术官僚发现，难以运用单一的一套有效工具去达成此目的——提高利率——因为加息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会损害央行的偿付能力。尽管央行已四次加息，但幅度都很小，而且显然对抑制物价上涨起不到作用。
曾几何时，中国处于良性的经济周期中。然而从中国央行可能出现资不抵债这件事中，可以发现中国以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存在一个重大缺点：中国经济的趋势很大程度上属于自我加强型。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这是件好事。可经济进入下滑周期是不可避免的，这时候自我加强型的趋势则是灾难性的。
又是广东又是沿海！《我们的承包土地被他人霸占》--茉莉花革命火种 |
作者：卧野观天
本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420.html
又看到是中国的沿海广东发生的：
我们的承包土地被他人霸占
来源网址：http://bbs.nfdaily.cn/thread-80013-1-1.html
南方日报：
你们好，我们是广东省中山市神湾镇宥南村六组的村民。
警告沿海地方小吏:《制止征地拆迁暴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
作者：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16.html
警告福建、广东、海南、广西沿海地方小吏：《制止征地拆迁暴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作者:
姚力文 （人民日报社原农村工作部主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秘书）
刘建平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堵死为强制征地拆迁捏造“公共利益”借口、寻求司法形式主义掩护的秘密权力通道。
暴力夺地运动基础上的这种“发展”，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征收集体土地财产必须由负国家政治责任的中央政府担当权力主体以便于自肃和监控，而不能放权于地方政府。
没有人民的政治权利，便没有人民的财产权利。
正视因征地拆迁而恶化的农民生存状况和日益显现的农业危机乃当今最大的政治。
（向春/图）
2011年年初，国务院公布施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废止被认为与地方政府不断制造暴征强拆血案有关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鉴于当前的征地拆迁问题大量发生在农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还表示：将抓紧对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规定的修改。
这是一次公开征集民众意见，并有学者参与推动的“拆迁变法”，在立法过程和政策维新的意义上，都堪称中国改革艰难前进的里程碑。新条例否定了政治修辞蛮横、行政过程暴力化的“拆迁”概念，代之以“征收与补偿”；并设置明文界定的“公共利益”前提，禁止以营利为目的的强拆和行政强制，被征收人与作出征收决定的地方政府之间发生争议时，经由司法解决。如此明确政法分权、官商隔离的“制度设计”，无疑是一个突破。
但如果注意到立法过程中的争论，以及新条例公布后某些地方政府并未真正停止征地拆迁暴力，并继续引发命案和群体骚乱的事实，就不能不正视征地拆迁问题的危害性和有效制止农村暴征强拆的迫切性。
“准予司法强制”不可照搬到农村
从社会舆论反应和征集条例修改意见的情况来看，新条例的执行效果必然面临严峻考验。反暴力的谨慎悲观者认为，在地方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难以保证的情况下，经由司法判决的强制搬迁仍难免是地方政府操纵的结果；喜强制的效率主义者，竟主张“行政强制”与“司法强制”并存，以“保证建设活动的顺利进行”。
很显然，前者站在弱势民众立场，忧虑地方官商以假冒伪劣的“公共利益”为借口，给暴征强拆寻求司法形式主义外衣，要求制止任何名义的强拆；后者则从官商“顺利”与否的角度出发，预料到司法程序多少会对暴力行政和野蛮开发有所羁绊，试图继续用发展主义“大道理”来掩护强拆的罪恶。因此，新条例把行政强拆置于非法地位是民众立场的胜利，但准予司法强拆，就隐伏了围绕司法独立公正和“公共利益”真伪的新“博弈”。
一般认为，在媒体系统发达、法治意识较强、司法救济相对便利的都市社会，市民赢得新“博弈”或有胜算；但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几乎是两个世界，所以学者和舆论特别忧虑：广大农村地区在舆论监督相对缺位、行政更易操纵司法的环境下会继续发生强制征地拆迁的悲剧。
这可以理解，因为从农村的许多暴征强拆事例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制造舆论屏蔽、司法麻痹、上访禁闭的手段超出一般人想象；并且那种以“发展”、“城市化”、“公共利益”为理由的“强制难免论”，已蜕变为一个可耻的伪命题——一些地方频发官商腐败利益推动的暴征强拆悲剧，却鲜有民众为阻挡真正的公共利益而漫天要价的闹剧。
一些地方官商的强制手段，诸如谎言欺骗、无赖劝说、流氓威胁、游击偷袭、取缔经营、捣乱生活、非法拘禁、私刑侮辱、株连逼迫、构陷抓捕、特警围攻、机械摧毁等等，完全是侮辱人类文明的滥用职权犯罪和政治道德沦丧。鉴于已经发生的残酷事实，关于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征收与补偿的立法应慎之又慎、严之再严：立法动机必须定位于尽量制止征用农地、有效防止暴征强拆，坚定保护耕地的国家立场和保护民权的人民立场，而不被“发展主义”的抽象论所迷惑；强化预防官商勾结、易被非法干预的司法体制，而不首先假定人民妨碍所谓“公共利益”。
为了确立防止农村发生暴征强拆悲剧的立法动机，仅有“三农特殊论”的判断还不够，需要真正认清暴征强拆的政治危害性。只有从国家战略高度对暴征强拆的政治危害性理解达成共识，才有利于堵死为强制征地拆迁捏造“公共利益”借口、寻求司法形式主义掩护的秘密权力通道。
暴征强拆的政治危害性
所谓暴征强拆的政治危害性，是指它具有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法性和蔑视现代中国政治经验的本质特征，即其反历史性、反国家性、反人民性。
回顾现代中国的历史，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是在反思左倾社会主义教训前提下探索的扩大农民地权政策，它解决了困扰新中国三十年之久的农民温饱和国家粮食供应问题。因此，那种以产业开发或城市化为理由的强制征地拆迁，其实质是暴力掠夺农民的生产资料、强迫农民改变生活方式，在国家政治意义上乃对扩大农民地权政策的反动。
并且，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源于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为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适应农业生产管理，而防止把这些土地国有化之极左盲动的制度设计。农村土地所有权在农民小集体，地方政府虚构“土地国有化”名义、冒充“国家权力”来剥夺或强买、倒卖农民地权的非法行为，在历史的逻辑上不仅反改革，甚至从极左的方面反中国社会主义传统。
如果追溯到更远的中国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因为革命的目标在于实现农民土地所有权即“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和制度，所以对农民强制征地拆迁更是与革命目标背道而驰。
当前，那种把所谓“发展”作为政治正确根据的“发展神圣论”，以为经过司法程序后，任何强制征地拆迁都为合法，无疑是欠缺政治史和政治学常识——公正的司法只能决定对犯罪的暴力，而农民据合法地权生产、生活，不分青红皂白的强制征地拆迁才是犯罪，纵容这种犯罪就是对改革、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历史逻辑所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法性的颠覆。
鉴于部分地方官商的唯GDP论、唯暴利论倾向，不顾或欠缺政治全局视野来思考暴征强拆对政治合法性的破坏，所以中央政府必须坚持全局性、历史性的政治高度，借鉴发达国家法治过程的经验，切实对“公共利益”论证的程序公正和实质合理负起责任，不可假手于已经被暴征强拆失掉了群众信任的部分地方政府；否则，获得假冒伪劣“公共利益”名义的强制征地拆迁将在司法形式主义外衣下复活肆虐，积累起来形成暴力夺地运动，其后果是大量农地的非农用化和暴力驱赶下农民的非生产化，从而造成1950年代“大跃进”之后再次的农业破坏，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革命到改革的历史意义和政治伦理都受到严重伤害。这种“发展”，将使政治合法性论证的话语系统瘫痪，从而破坏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中央政府责任重大
如果说暴征强拆的反历史性是对中国政治的精神颠覆，其反国家性就是对国家秩序直接的力学破坏。
国家作为人类规模适当的共同体可能处于三种状态：战争（自然）状态、政治（权力）状态、法治（平等）状态。相对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巨大差别，人与人的身心能力接近平等，从而导致人们目的、希望的平等，任何剥夺他人利益和生命的行为，都将招致报复或构造仇敌关系。因此，在没有共同权力建立起共同秩序时，利益竞争的本能，自然地使人们处于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摆脱这种恐怖、野蛮的暴力状态之惟一途径，是在和平、公正的价值共识前提下建立共同服从的政治权威，即由国家主权建构“政治状态”。
不过，“政治状态”并不能保障人们避免权力者的暴力侵害，人们对权力者的抵抗又带来新的“战争状态”。因此，彻底摆脱“战争状态”的希望是建立法律约束权力的共和宪政，使“政治状态”成为人们自觉承认、自主服从、自愿维护即具有可持续政治合法性的“法治状态”。
人们在法治的文明政治状态下享受权利平等的和平秩序，只有破坏这种权利、秩序的行为才构成犯罪，只有犯罪才会受到经过公正司法判决的暴力处罚。
厘清了这些基本原理，强制征地拆迁的政治危害性便昭然若揭：农民据国家统一的合法地权正常生产、和平生活；对于国家秩序而言，如果地方政府强制征地拆迁，乃是对农民的有组织侵犯；或许侵犯者会单方面冠以“公共利益”的理由，但它事实上伤害了人们对国家政治和法统的信仰，不是在维护而是在破坏合法、文明的政治秩序，造成了一种上蔑视国家权威、下施暴于民众的地方割据性“战争状态”。
如果任由这种暴征强拆的“反国家性”滋长，农民要么就地反抗，要么寻求国家主权保护，即到中央政府上访，倘若部分地方政府再以“截访”的二次暴力作欺骗性“维稳”，割据性“战争状态”的扩大再生产机制就会形成。
因此，作为立法原则有必要明确：征收集体土地财产这种稍有不慎即可能严重侵犯农民权利、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为，必须由负国家政治责任的中央政府担当权力主体以便于自肃和监控，而不能放权于地方政府。
避免暴征强拆才是“人民立场”
暴征强拆最明显、最恶劣的政治危害是它的反人民性。现代民族国家乃是具有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的人民共同体，尤其在经过了人民革命的中国，人民革命必须实现人民权利，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要求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人民共同体性更加突出；对此，第一代革命领导者有高度的政治敏感。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谈到：“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1957年4月，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的分析更加理论化，他说：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表现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发展为“闹事”。但有些同志总想搞成敌我矛盾以便于“一棍子打死”，如此粗暴对待群众，“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群众闹事大体上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有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还没有效果，就请愿、闹事。群众闹事多因经济问题，提出的要求大部分是合理的、可以实现的，但往往经过好几个月，官僚主义者不理，最后才来请愿、闹事。总起来讲，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毛泽东、刘少奇的上述讲话反映出他们的政治智慧和人民立场。虽然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政治弊病，但也只是对所谓“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而不至于对一般劳动群众滥施剥夺生存条件的暴力，更不至于糟蹋耕地、毁坏民房，倒是对群众指向官僚主义的暴力给以同情。
毛泽东的“雀巢比喻”说明了共同体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承认他人乃另一个自我，理解他人的尊严等于我的尊严，体会他人的耻辱等于我的耻辱。而刘少奇“人民内部矛盾论”更着眼于制止任何借口的反人民暴力，因为他从事实和经验研究中发现了官僚主义者总倾向于以蛮横压制来掩盖其侵犯人民利益错误的秘密。
那些暴征强拆的地方官员也都高举着“公共利益”或“综合执法”旗子，但并不能掩盖其反人民性；因为对共同体任何个人合法利益的剥夺当然地意味着对所有人合法利益的可能剥夺，积累起来，必然造成人民共同体的分裂，而陷于无法无天的前政治“战争状态”。没有人民的政治权利，便没有人民的财产权利。为了杜绝暴征强拆悲剧，必须根据人民共同体政治学原理规范“公共利益”的论证和司法审查。任何“公共利益”的论证过程要在人民参与的政治体制下进行，法院判决也不是为了对强制征收土地财产作最后的合法认定，而应该站在寻求不征收、尽量少征收、避免强制征收的人民立场上，首先审查政府的“公共利益”论证以及相关征收、补偿是否合理、合法。
立即叫停和审查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计划
去年年底，安徽一位省政府高官发表文章说：2008年国土资源部颁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以来，地方政府视之为卖地生财的“救命稻草”，强制农民并居“上楼”；这一掠夺农地、侵犯民权的“灭村”、“圈地”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为害巨大，“必须叫停！”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则针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发表社评呼吁：切断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关联、不让含混不明的所谓“公共利益”给官商以可乘之机，乃终结暴力强拆的关键。
去年农产品价格的暴涨已经警告了基本农田骤减的危机，今年多省份的严重干旱更让人忧心农业生产和农村稳定，而2011年2月14日的《人民日报》再曝荒唐事：全国二百多个地级市竟然有183个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这隐含着多么恐怖的征地拆迁前景！
卖地财政所出卖的是农民和农业，暴征强拆所摧毁的是政治和文明。驱赶农民、倒卖土地的强迫“城市化”与文明功能扩展、吸纳农民就业的自然城市化不同，以掠夺农民土地、破坏农民财富、侵犯公民权始，以让农民搬进既脱离城市服务网络又脱离农业生产条件的“楼房”终，乃彻头彻尾的反政治文明、反经济发展、反现代化。这种城市化“大跃进”强迫症之不远殷鉴，乃1950年代“强迫”工业化“大跃进”造成的国家经济自杀和社会动乱。
在目前形势下，如果容许地方官商围绕征地拆迁与农民搞“博弈”，无论是行政命令还是司法强制，都将诱导其继续推进唯GDP、唯暴利主义的卖地财政路线，加剧农地的非农化和废弃化、农民的失业化和无产化。中国素有恒产恒心、安居乐业之古训，正视因征地拆迁而恶化的农民生存状况和日益显现的农业危机乃当今最大的政治。
为了防止丧失文明价值的掠夺性暴力运动，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人为粮荒，为了扭转农村土地“城市化”而农业人口游民化的恶性发展趋势，中央政府一面明禁严查地方官商强制征地拆迁，一面还需建设具有国家权威和民主动力的法治机制来刚性监管农地农用、切实保护农民地权；而当务之急则是立即叫停、审查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计划，否则便不能刹住暴征强拆、“圈地灭村”的狂潮。
网络文献来源于：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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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邓小平谬论)实质上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 |
作者：卧野观天
本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21.html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谬论很多，即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摘评注）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谬论很多，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那就是：对内代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的领导权，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外搞投降卖国，妄图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实质上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
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与它相适应的一套方针、政策，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长期拒不执行这个正
确方针，却对帝国主义的托拉斯那一套推崇备至，大搞“条条专政”。
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推行“条条专政”，是为了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条条专政”是同党的一元化领导相对立的。所谓“条条专政”，
无非是由中央主管部门中的少数人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实行垂直领导，各个“条条”自成系统，一通到底，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排斥各级党委的一
元化领导。“条条专政”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搞拜金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
争的经验表明，搞“条条专政”有利于走资派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整顿”掉。搞“条条专政”必然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分割成为一行一业“条条”的“私产”，使部门、行业之间壁垒森严，分工如分家，甚至以邻为壑，互相拆台，把部门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
“条条专政”就会不顾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片面强调“条条”本位的需要，破坏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破坏资源的综合利用，阻挠跨“条条”的社会主
义大协作。总之，“条条专政”从根本上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观点和群众观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
济，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所谓“条条专政”，究竟由谁来专政呢？显然，在邓小平心目中就是由党内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来专政。他提出“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一心要把“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走资派安插在各个部门，就是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妄图篡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
可见，由邓小平控制的“条条”来“整顿”经济，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和垄断，要贯彻他那一套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的修
正主义货色，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政策，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改变我们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使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
本主义经济。
邓小平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复活“条条专政”，在企业内部推行…..那一套，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他搞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毛主席在六四
年就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
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邓小平一贯对抗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顽固地推行他那条以工人阶级为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公开鼓吹“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根本不
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作主人翁，否认他们有管理经济的权利。他不仅要把过去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的一套全部重新搬出来，而且叫嚷要“从严”。
这充分暴露出他就是毛主席所尖锐批判的吸工人阶级的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总代表。企业执行什么路线和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着企业实际上归哪个阶级
所有。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企业的领导权必然掌握在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侵吞和挥霍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
骑在工人群众头上作威作福。这样，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名存实亡，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
邓小平这一套并不是他的什么创造发明，而是从苏修那里贩来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所谓“经济改革”的翻版。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苏修大力推行以
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大搞技术至上、专家治厂，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手操纵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他们的企业条例明文规定，经
理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对工人可以为所欲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企业之上，又通过中央主管部——生产
联合公司两级或三级体制，进行垂直领导，实行“条条专政”。这些联合公司规模庞大，而且集中了企业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能。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通过推行“经济新体制”，加紧对全国企业实行垄断和统治。
苏修的现实是一面镜子。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经济一旦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广大劳动人民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今天，苏联的劳动人民政治上
无权，经济上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苏修吹嘘为“福利计划”的“九五计划”已经宣告破产，工业增长率连年下降，农业搞得一团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
例严重失调，广大工农群众同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切，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邓小平想步苏修的后尘，其结果只
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社会主义经济搞垮，哪里还谈得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主席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凡是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正是这样。他认
为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中国人不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灵了，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装备”，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他提出
了一个所谓“大政策”，主张同外国“订长期合同”，由外国资本家供应“最新最好的设备”，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投
降卖国的“大政策”。
经济建设，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
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
我们的路线。”
小平完全背叛了毛主席提出的这条路线。他的所谓“大政策”，实际上是反对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国人民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而以“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为立足点。这
充分说明他搞的还是“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按照他这套谬论搞下去，中国马上就会恢复到晚清时期，中华
民族再一次任人宰割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广大劳动人民就难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命运，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就将白流，两极分化会愈演愈烈，新的蒋家王朝
“四大家族”就会迅速出现，共产党就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政党，黄赌毒必然泛滥，我们就将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要
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垄断先进技术设备，利用经济实力卡住对方脖子，进行敲榨勒索，渗透扩张，这从来是帝国
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控制和掠夺别国的重要手段。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那么，它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独立的，或者这种
独立是不巩固的，就有可能被两个超级大国所控制。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引进某些外
国技术和设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
如果象邓小平所主张的那样，不是自力更生为主，而是单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抄袭外国设计，搬用外国工艺，仿制外国设备，那就只能永远踩着洋人的脚印亦步亦
趋，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其结果不仅不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将使我国的技术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
经济学家，胡说什么工业落后国家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技术才能“起飞”，而顶着KP员称号的邓小平的主张竟然同这种谬论如此合拍，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邓小平的经济主张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修《真理报》曾经鼓吹，用苏联的资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国外资金和经验，以便将来得以用建设项目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清偿所借的贷款”。邓小平的
“大政策”，和苏修的办法正是一路货色。其实质就是出卖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家主权，变相借外债。邓小平还无耻地吹嘘他的“大政策”有三大“好处”：一能出
口，二可带动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什么样的“好处”？！无非是外国垄断资本家出钱，出设备，我国出人力，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自然资源、榨取我国
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好处”，中国人民在解放前早就领教过了。
照邓小平这个投降主义的“大政策”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只能一步一步地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成
果要完全丧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邓小平代表外国大资产阶级利益，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丑恶嘴脸，不是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图依靠帝国主义提供技术和贷款来发展经济，使中国富强，只是一种幻想。清末的洋务派曾经鼓吹所谓“借债兴利”，认为只用国家资
源作抵押，向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国技术办工业，才是中国“自强之机”和“安身立命之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的这一套完全适应了帝国主
义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瓜分中国的需要。洋务运动不是什么中国的“自强之机”，而是使中国越来越陷于民穷财尽；不是什么“安身立命之端”，而是使民族危机
日益加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曾经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搞“实业救国”。他们把工业不发达看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大规模地发展工商实业，就能使
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他们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幻想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经济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双重压迫下，“实业救
国”论者的命运不外两种：或者失败，幻想一概破灭；或者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和买办资产阶级殊途同归。
邓小平其人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几十年来，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根本没有触动。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就越来
越暴露。邓小平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搞复辟倒退，到继承买办资产阶级的衣钵，搞投降卖国，其结果必然落得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买办阶级一样可耻的下场。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得出的历史的结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
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一句空话。革命正在改变一切，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
为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依靠和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
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继续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毛主席临终遗言：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坚决批邓、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定论，邓小平是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翻案不得人心！